雕塑家卡尔·埃米尔·雅各布森 (Carl Emil Jacobsen) 的工作室坐落于丹麦Søhøjlandet的一处高地之上。该工作室是一座旧农舍的一部分，里面摆满了圆形雕塑，这些雕塑采用大地色和浓郁的红色、赤土色和铁锈色，与工作室外的这些饱和的自然景观相呼应。这也是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他用该地区的白垩、粘土、矿物、岩石和再生砖制作成自己的颜料，以达到人与自然相融合。雅格布森说 “我一直依恋于我长大的地方，我积极地收集这里的泥土、岩石和沙子来研磨成我的创作材料。这种双向联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要立足于我熟悉的地方，我也将其作为实践中的材料或媒介。”
#CHUNTAI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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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疫情防控屏障】24小时我们都在！就医用药您莫慌！
“出不去怎么买菜呀？”“出不去产检怎么办？”“出不去需要买药怎么办？”……
连日来，因疫情突袭，河北区月牙河街15个小区实施管控区管制措施，月牙河、北塘排水河和锦江南里、锦江里、锦江北里东侧围合区域实施防范区管制措施，整个月牙河街提级管控，按照“非必要不出小区”原则管理。
突然的管控让群众有些恐慌，面对这些疑惑，河北区领导急在心里，忙在手上，第一时间带头深入月牙河街抗疫一线：“谁也不愿意被封在家里，更何况这里还有很多老人，疫情之初有情绪也可以理解。但只要是群众有意见，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别的，只有尽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满足群众需求！”区委区政府以最快的速度组织100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到各个社区，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设立就医用药咨询热线，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医疗保障组和接驳组合署办公，建立就医台账精准服务重点人群，积极与外界沟通寻求帮助，行之有效的措施缓解了群众的焦虑，解决了实际问题，让疫情之下的生活虽有不便但有条不紊。
设立咨询热线 畅通诉求渠道
月牙河街辖区内有40多个小区，共有居民5.1万人。突袭的疫情不仅让居民手足无措，超高的人口密度、老龄化严重等情况也让河北区委区政府的管控工作、保供工作难度加大。
“医疗保障体系是健全的，但疫情使街域内医院封、药店关，且因为管控居民出不来，买药买不着，看病看不了，就医买药的交流通道突然被切断，慌了神儿，才导致一时间矛盾突出。”23日下午，天津市第一医院副院长王伟作为下沉干部来月牙河街报到，到这的第一项工作是去接待十来名上访群众，通过跟群众交流，这名从医几十年的资深工作者认为，群众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就医买药供需“最后一公里”上，此时甚至在很多人眼里就医买药要比买菜买肉重要，于是，当天下午四点在区有关对接会上便提出开通咨询热线的建议。
河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领导表示：“尽管突发的疫情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一定要集中力量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诉求渠道，用专业和速度解决群众关心的就医用药难题。”24日上午，河北区紧急成立月牙河街医疗救治专班，下午开通了号码为26173000和26172000的6部就医用药专线和一部24小时随时接听的手机，并随着需求不断扩大，扩容增加至12部可同时解答100个电话的专线。此外，多渠道下发居民就医取药明白纸，结合辖区老年人居民数量偏多，互联网使用困难的现象，采取纸质形式广泛下发明白纸，与线上互联网公示相呼应。一方面化解居民们的不安情绪，另一方面由专业的医生初筛出确实需要就医用药的患者，全力解决居民就医取药需求。王伟告诉记者，仅从26日14时到27日14时，热线就接听电话1193次，有效就医54次，取药113次，很多人是因为紧张打电话。目前群众就医取药渠道畅通了，前期积压的大量诉求得到了有效解决，拨打专线的数量明显减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31日就医买药需求电话降至61次。
摸底数建台账 心有数人不慌
“疫情防控形势如此严峻，非常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生产，现在心里就踏实多了。感谢这么多人的辛苦付出……”家住月牙河街锦江南里小区的邱女士顺利生产后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3月27日，即将生产的邱女士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由于居住的小区属管控小区，她和家人十分着急。“我可能是要生了，需要去医院。”月牙河街防疫热线的接线员李丹接到邱女士的求助电话。根据之前的备案，邱女士临近预产期，随时有可能生产，李丹随即拨通了“接驳组”司机施文全的电话。几分钟后，邱女士被送往天津市第一医院，并通过“封管控区产妇就医专用通道”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这是一场遭遇战，不是阵地战，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能想到的都想在前面，准备周全。”区政府办下沉干部石越介绍说， 月牙河街人口多，尤其老龄人口比重高，街域内群众就医购药需求多，保障压力巨大。为满足群众需求，全区统筹区域内医疗资源，第一医院接收所有红码患者及部分橙码就医人员，坐落在区域内的中医二附院、第四中心医院、第九八三医院等三甲医院，接收橙码、绿码就医人员，经过前期排查，医疗工作组建立了月牙河街重点就医人群就医台账，比如“三区”内孕产妇152人，全部由第一医院负责，38周之内临产孕妇10人，全部和产科主任建立联系，已剖宫产1人，其他人员正常安排产检；管理血液透析病人92人，由第二医院和辖区三级医疗机构承担……针对这类人群，区里安排了20辆商务车，设定详细接送时间表，分发联络手册，患者到点上车，点对点送到医院，结束治疗后再点对点送回封管控区，这样既安全又帮居民解除就医的烦恼。
家住锦江北里的社区居民李先生表示：“管控政策确实给居民就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区委区政府想办法提供便利，自己透析也从不便的三中心医院转到了区域内的三中心分院，还负责接送，一次都没耽误。一开始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以为区里没做好，其实是因为在做准备！”
手挽手共抗疫 优化保障机制
月牙河街居民60岁以上老人高达37%，慢性病比例高，在畅通就医渠道的同时，河北区也在尽全力保障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治疗不受影响、用药需求 “不断档”。
为满足区域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慢病医保买药需求，3月24日，河北区委区政府便协调市级相关部门，陆续恢复街域内若干家远离封控区、管控区药店的经营，并安排专班工作人员代购药品，同时增设微医网上平台，进一步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月牙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正常接诊，开设大防范圈内非“三区”社区卫生服务站，保障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畅通推送机制，每日汇总取药需求，将汇总信息同时推送微医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国药控股有限公司增加月牙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多种药品，满足基本药品保障。
为让身处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尽早及时拿到所需药品，公立医院、医药企业、下沉干部、网格员、志愿者通过“手拉手”便民购药暖心行动，打通封管控区群众代买药、代送药“最后一米”，他们尽心尽责做好每件小事，切实当好居民群众的服务员、保障员，以真心换来广大居民的安心。
“这不是快嘛！”河北区应急局下沉干部刘圣旨接到居民通过微信发来的购药请求，蹬上自行车立马出发。不到10分钟，采买归来，经过消杀，传递给小区内区法院下沉干部宁孟彬，宁孟彬立刻将药品送到了自己负责的小区楼门居民家中。
在月牙河街，很多小区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和服务台，登记居民的用药需求，帮助居民通过微医平台进行线上的购药，对于有些药品不能在线上购买的，下沉干部和网格员就按照用药的紧急程度进行分类，派专人前往定点的药房和医院进行采买，确保药品采买转运安全准确无误，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群众。
同时，国药集团也会派专车到各个社区保供点收集居民的用药清单和医保卡，随后统一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好的药送到保供点，居民在下楼买菜时取走所需药品。
像这样温馨的画面每天都在发生着。电话声、忙碌声、感谢声，“声声”不息，生生不息，在这背后，是广大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是他们确保居民有紧急情况能够联系上、找到人、办成事的及时回应，更是家家户户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凝聚力，凝聚着大家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
“出不去怎么买菜呀？”“出不去产检怎么办？”“出不去需要买药怎么办？”……
连日来，因疫情突袭，河北区月牙河街15个小区实施管控区管制措施，月牙河、北塘排水河和锦江南里、锦江里、锦江北里东侧围合区域实施防范区管制措施，整个月牙河街提级管控，按照“非必要不出小区”原则管理。
突然的管控让群众有些恐慌，面对这些疑惑，河北区领导急在心里，忙在手上，第一时间带头深入月牙河街抗疫一线：“谁也不愿意被封在家里，更何况这里还有很多老人，疫情之初有情绪也可以理解。但只要是群众有意见，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别的，只有尽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满足群众需求！”区委区政府以最快的速度组织100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到各个社区，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设立就医用药咨询热线，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医疗保障组和接驳组合署办公，建立就医台账精准服务重点人群，积极与外界沟通寻求帮助，行之有效的措施缓解了群众的焦虑，解决了实际问题，让疫情之下的生活虽有不便但有条不紊。
设立咨询热线 畅通诉求渠道
月牙河街辖区内有40多个小区，共有居民5.1万人。突袭的疫情不仅让居民手足无措，超高的人口密度、老龄化严重等情况也让河北区委区政府的管控工作、保供工作难度加大。
“医疗保障体系是健全的，但疫情使街域内医院封、药店关，且因为管控居民出不来，买药买不着，看病看不了，就医买药的交流通道突然被切断，慌了神儿，才导致一时间矛盾突出。”23日下午，天津市第一医院副院长王伟作为下沉干部来月牙河街报到，到这的第一项工作是去接待十来名上访群众，通过跟群众交流，这名从医几十年的资深工作者认为，群众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就医买药供需“最后一公里”上，此时甚至在很多人眼里就医买药要比买菜买肉重要，于是，当天下午四点在区有关对接会上便提出开通咨询热线的建议。
河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领导表示：“尽管突发的疫情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一定要集中力量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诉求渠道，用专业和速度解决群众关心的就医用药难题。”24日上午，河北区紧急成立月牙河街医疗救治专班，下午开通了号码为26173000和26172000的6部就医用药专线和一部24小时随时接听的手机，并随着需求不断扩大，扩容增加至12部可同时解答100个电话的专线。此外，多渠道下发居民就医取药明白纸，结合辖区老年人居民数量偏多，互联网使用困难的现象，采取纸质形式广泛下发明白纸，与线上互联网公示相呼应。一方面化解居民们的不安情绪，另一方面由专业的医生初筛出确实需要就医用药的患者，全力解决居民就医取药需求。王伟告诉记者，仅从26日14时到27日14时，热线就接听电话1193次，有效就医54次，取药113次，很多人是因为紧张打电话。目前群众就医取药渠道畅通了，前期积压的大量诉求得到了有效解决，拨打专线的数量明显减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31日就医买药需求电话降至6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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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形势如此严峻，非常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生产，现在心里就踏实多了。感谢这么多人的辛苦付出……”家住月牙河街锦江南里小区的邱女士顺利生产后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3月27日，即将生产的邱女士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由于居住的小区属管控小区，她和家人十分着急。“我可能是要生了，需要去医院。”月牙河街防疫热线的接线员李丹接到邱女士的求助电话。根据之前的备案，邱女士临近预产期，随时有可能生产，李丹随即拨通了“接驳组”司机施文全的电话。几分钟后，邱女士被送往天津市第一医院，并通过“封管控区产妇就医专用通道”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这是一场遭遇战，不是阵地战，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能想到的都想在前面，准备周全。”区政府办下沉干部石越介绍说， 月牙河街人口多，尤其老龄人口比重高，街域内群众就医购药需求多，保障压力巨大。为满足群众需求，全区统筹区域内医疗资源，第一医院接收所有红码患者及部分橙码就医人员，坐落在区域内的中医二附院、第四中心医院、第九八三医院等三甲医院，接收橙码、绿码就医人员，经过前期排查，医疗工作组建立了月牙河街重点就医人群就医台账，比如“三区”内孕产妇152人，全部由第一医院负责，38周之内临产孕妇10人，全部和产科主任建立联系，已剖宫产1人，其他人员正常安排产检；管理血液透析病人92人，由第二医院和辖区三级医疗机构承担……针对这类人群，区里安排了20辆商务车，设定详细接送时间表，分发联络手册，患者到点上车，点对点送到医院，结束治疗后再点对点送回封管控区，这样既安全又帮居民解除就医的烦恼。
家住锦江北里的社区居民李先生表示：“管控政策确实给居民就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区委区政府想办法提供便利，自己透析也从不便的三中心医院转到了区域内的三中心分院，还负责接送，一次都没耽误。一开始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以为区里没做好，其实是因为在做准备！”
手挽手共抗疫 优化保障机制
月牙河街居民60岁以上老人高达37%，慢性病比例高，在畅通就医渠道的同时，河北区也在尽全力保障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治疗不受影响、用药需求 “不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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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牙河街，很多小区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和服务台，登记居民的用药需求，帮助居民通过微医平台进行线上的购药，对于有些药品不能在线上购买的，下沉干部和网格员就按照用药的紧急程度进行分类，派专人前往定点的药房和医院进行采买，确保药品采买转运安全准确无误，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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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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