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 东西不整不知道……全是过期的食品、药，坏的药材，很多东西都是19年买的，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任然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正常食用，毕竟每天如一的外卖. 感慨时间过的真快，再有就是对生活的无视，如果不是看到食品和药品上的生产日期我应该还活着另一个时空里吧～一晃眼三年，感觉来上海之后时间都加速了，自身却没感到时间的流逝，常常在怀念过去，人真的很喜欢回头看，三年里感觉每天都很忙碌。匆忙出门，匆忙吃饭，匆忙赶路，匆忙休息，匆忙睡觉…匆忙的做着所有事，这个人应该是个机器，
记录一下在家快俩月的团菜烧菜情况，待到退休后自我回忆[微笑]在居家47天的每一天 我都过得很紧张，工作 团菜 烧菜 倒垃圾 抗原 核酸 担心自阳[允悲]每天周而复始，每天核酸抗原，每天虽然很忙碌，但却毫无意义，每天灵魂拷问，你精进自己了吗[笑cry]老公倒是一直在做很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这点值得肯定。今天5/3，希望5月能结束这糟心的核酸居家生活
#你有多久没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了# 作为一个“80后”，我对童年家庭生活的记忆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和电视机相关的。
“飞亚达表为您准确报时……滴、滴、滴、滴……哔！——”每天晚上，当屏幕上的那只手表指向晚上7点整，一家人就整整齐齐地坐在了电视机的前面。19：00的《新闻联播》、19：35的天气预报、20：00的电视剧，一天的生活在电视屏幕的闪烁中走向高潮和尾声。
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的时候，最高收视率达到98%。那时候我还不到7岁，大概不怎么能看懂剧情，但我记得外婆念叨着刘慧芳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能唱出：“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我喜欢的剧是1989年在国内首播的日本科幻片《恐龙特急克塞号》。“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人间大炮,二级准备! 人间大炮,发射!”不只是我，爸爸、妈妈、外公、外婆一样看得惊心动魄。
我们还一起看了讲述美国几代黑人从被贩为奴到寻找精神之根的电视剧《根》。记得那时候是冬天，我家在武汉，住自建的房子。电视机就放在堂屋边上的厢房里。那里有全家唯一的火炉。好多个夜晚。炉火把我的脸烤得发烫。我在电视机前倦了，眼皮子直打架，但又舍不得去睡。主人公昆塔·肯特从种植园逃跑，被奴隶主抓回砍掉了脚趾的情节，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专门把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同名小说找来看了一遍。
童年时代，我记得的最后一部电视剧是1995年1月2日在央视首播的刘晓庆版《武则天》。我们一家错过了首播，看这部剧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那时候在武汉，夏夜，人们常常把家里的竹床拖到户外，坐卧在竹床上纳凉。有的人家还会把电线牵出来，就在户外看电视。我们家的电视机没法牵到户外来，只能忍着热在屋里看《武则天》。
那个夏天，居民区总是烧总闸。每每看着看着，啪一声停电了。一家人于是提溜上“停电宝”（一种可以充电的应急照明灯），到天台的竹床上喘口气，祈愿电工师傅赶紧换好保险丝，别让人耽误了好戏。那是我在武汉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也是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
《射雕英雄传》《霍元甲》《排球女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那些扎根在我脑海深处的电视剧几乎都和那个“一家人一起看电视”的年代相关。苏轼在《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里写：“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他用“万人空巷”描述人们都从家里出来，到街道上活动的盛况。而在我小时候，媒体错用“万人空巷”来描述人们都赶回家去收看热播剧，用以形容这些电视剧的火爆，最后将错就错，倒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
互联网的时代再也不会有真正“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了。看完《武则天》的第二年春天，我和爸妈的三口之家离开了武汉，从自建房搬进了城市公寓。每次搬家，客厅的电视墙和电视柜总是优先考虑的装修事项，是一个家的地理中心。现在，我的客厅里依然保留了电视机的位置，但我上一次亲手打开它可能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每当我萌生重新装修住所的念头，总会想到如今时髦的家居设计法则：拿掉电视机，让你的客厅拥有更多可能。
按照文化批评学派的观点，工业化的发展、电视的普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客厅场景提供了一种经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图景。而从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再到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人们在闲暇时更愿意利用网络寻找个人化的娱乐方式，沉浸于互联网创造出的一个个分离的社会场景中。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电视时光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生活方式。我们获得了私人观看的特殊体验，而这种新的体验，是以牺牲集体观看体验为代价的。
过去，全家人一起看电视就像除夕夜的年夜饭和春晚，可以被视作一种家庭仪式。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话说，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各自忙碌了一天之后，一起看电视，讨论热播剧的剧情，哪怕是为剧情拌嘴、争抢遥控器，或者因“少儿不宜”的情节感到尴尬，都曾经是家庭成员共享信息、表达情感、分享价值观的最重要契机。
这个过程，不仅对于家庭具有价值，以媒介研究的视角看，电视作为一种全国性的传播，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经验，集体收看也是塑造整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集体身份的重要途径。1981年11月16日傍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中国都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等待第三届排球世界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如果没有广播和电视的集体收听收看，女排五连冠很可能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时代记忆，宋世雄的激昂解说也不会成为让几代中国人热血沸腾的记忆。
在很多家庭里，客厅已经变成老人的专属场所。父母来北京的时候，我家的电视机依然每天都会被打开，但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记住一部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剧或者电视节目的名称，我更不知道，他们对这些剧和节目有怎样的评价。我喜欢的英美剧、网络节目他们应该一部都没有看过。他们也会长时间地看手机。他们在关心什么、给什么点赞、有哪些好奇，我也并不清楚。
过去，共同分享空间几乎就等于在一起。社会场景与物质地点是紧密相连的。现在，身体在一起，却不意味着人们处于同一社会场景中。即便身处共有的家庭空间中，我们也不去尝试和家人融入同一情境。在家里，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办公、学习、娱乐，客厅这个空间不再承载特定的行为方式。一个人、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我们在弹幕里插科打诨，在微博上高谈阔论，在朋友圈维系人际关系，在私信里和朋友、恋人掏心掏肺，我们对远方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任由情感在“吃瓜”中激荡，而对窝在同一张沙发上的陪伴者，我们熟视无睹，且毫不自知。一面是无尽的自由，一面是4.7寸屏幕的深深桎梏。
《你有多久没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了？》
作者：徐菁菁（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期）
“飞亚达表为您准确报时……滴、滴、滴、滴……哔！——”每天晚上，当屏幕上的那只手表指向晚上7点整，一家人就整整齐齐地坐在了电视机的前面。19：00的《新闻联播》、19：35的天气预报、20：00的电视剧，一天的生活在电视屏幕的闪烁中走向高潮和尾声。
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的时候，最高收视率达到98%。那时候我还不到7岁，大概不怎么能看懂剧情，但我记得外婆念叨着刘慧芳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能唱出：“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我喜欢的剧是1989年在国内首播的日本科幻片《恐龙特急克塞号》。“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人间大炮,二级准备! 人间大炮,发射!”不只是我，爸爸、妈妈、外公、外婆一样看得惊心动魄。
我们还一起看了讲述美国几代黑人从被贩为奴到寻找精神之根的电视剧《根》。记得那时候是冬天，我家在武汉，住自建的房子。电视机就放在堂屋边上的厢房里。那里有全家唯一的火炉。好多个夜晚。炉火把我的脸烤得发烫。我在电视机前倦了，眼皮子直打架，但又舍不得去睡。主人公昆塔·肯特从种植园逃跑，被奴隶主抓回砍掉了脚趾的情节，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专门把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同名小说找来看了一遍。
童年时代，我记得的最后一部电视剧是1995年1月2日在央视首播的刘晓庆版《武则天》。我们一家错过了首播，看这部剧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那时候在武汉，夏夜，人们常常把家里的竹床拖到户外，坐卧在竹床上纳凉。有的人家还会把电线牵出来，就在户外看电视。我们家的电视机没法牵到户外来，只能忍着热在屋里看《武则天》。
那个夏天，居民区总是烧总闸。每每看着看着，啪一声停电了。一家人于是提溜上“停电宝”（一种可以充电的应急照明灯），到天台的竹床上喘口气，祈愿电工师傅赶紧换好保险丝，别让人耽误了好戏。那是我在武汉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也是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
《射雕英雄传》《霍元甲》《排球女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那些扎根在我脑海深处的电视剧几乎都和那个“一家人一起看电视”的年代相关。苏轼在《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里写：“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他用“万人空巷”描述人们都从家里出来，到街道上活动的盛况。而在我小时候，媒体错用“万人空巷”来描述人们都赶回家去收看热播剧，用以形容这些电视剧的火爆，最后将错就错，倒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
互联网的时代再也不会有真正“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了。看完《武则天》的第二年春天，我和爸妈的三口之家离开了武汉，从自建房搬进了城市公寓。每次搬家，客厅的电视墙和电视柜总是优先考虑的装修事项，是一个家的地理中心。现在，我的客厅里依然保留了电视机的位置，但我上一次亲手打开它可能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每当我萌生重新装修住所的念头，总会想到如今时髦的家居设计法则：拿掉电视机，让你的客厅拥有更多可能。
按照文化批评学派的观点，工业化的发展、电视的普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客厅场景提供了一种经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图景。而从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再到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人们在闲暇时更愿意利用网络寻找个人化的娱乐方式，沉浸于互联网创造出的一个个分离的社会场景中。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电视时光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生活方式。我们获得了私人观看的特殊体验，而这种新的体验，是以牺牲集体观看体验为代价的。
过去，全家人一起看电视就像除夕夜的年夜饭和春晚，可以被视作一种家庭仪式。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话说，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各自忙碌了一天之后，一起看电视，讨论热播剧的剧情，哪怕是为剧情拌嘴、争抢遥控器，或者因“少儿不宜”的情节感到尴尬，都曾经是家庭成员共享信息、表达情感、分享价值观的最重要契机。
这个过程，不仅对于家庭具有价值，以媒介研究的视角看，电视作为一种全国性的传播，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经验，集体收看也是塑造整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集体身份的重要途径。1981年11月16日傍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中国都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等待第三届排球世界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如果没有广播和电视的集体收听收看，女排五连冠很可能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时代记忆，宋世雄的激昂解说也不会成为让几代中国人热血沸腾的记忆。
在很多家庭里，客厅已经变成老人的专属场所。父母来北京的时候，我家的电视机依然每天都会被打开，但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记住一部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剧或者电视节目的名称，我更不知道，他们对这些剧和节目有怎样的评价。我喜欢的英美剧、网络节目他们应该一部都没有看过。他们也会长时间地看手机。他们在关心什么、给什么点赞、有哪些好奇，我也并不清楚。
过去，共同分享空间几乎就等于在一起。社会场景与物质地点是紧密相连的。现在，身体在一起，却不意味着人们处于同一社会场景中。即便身处共有的家庭空间中，我们也不去尝试和家人融入同一情境。在家里，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办公、学习、娱乐，客厅这个空间不再承载特定的行为方式。一个人、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我们在弹幕里插科打诨，在微博上高谈阔论，在朋友圈维系人际关系，在私信里和朋友、恋人掏心掏肺，我们对远方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任由情感在“吃瓜”中激荡，而对窝在同一张沙发上的陪伴者，我们熟视无睹，且毫不自知。一面是无尽的自由，一面是4.7寸屏幕的深深桎梏。
《你有多久没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了？》
作者：徐菁菁（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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