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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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变计划# Day197天
2022年4月6日，紫气东来的生命日记第321天。今日听书第397本《个人的体验》作者：大江健三郎。
#视频号# 紫气东来YJ
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莫过于“好好活着”！这可能也是时下最暖心的一句话了。
全球疫情肆虐，战乱频出，自然灾难频发。每天都在大批死人。今天遇见的人，或许明天就隔了山海，一转身便是永别。昨天碰到的事，到了今天就成了故事，一回眸便是云烟。
嘴上的嬉笑怒骂，眉目的忧伤快乐，不过是指
尖光阴，赐予我们的流年雾霭。风一吹，便散
了。
在当下这个聚散无常的混沌世界，没有永恒的美丽，只有活在当下的美好。活在当下，就是要尽情地享受平常的乐趣。
闻一朵花香，去真实感受它的芬芳气息，而不
是等到花期过后，再去惋惜它的短暂与无常。看一幕夕阳，去切身体会它的沉稳安静，而不
是等到繁星满空，再去感慨它的不争与逝去。
这几年的天灾人祸，对人的素质委实是一大检验，同样的环境下，有人感染，有人无恙；对人的认知也是一场大检验，有人未雨绸缪，有人一条路走到黑。
对所有的商业模式更是一场大检验，凡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都倒下了；对社会的治理体系，对领导的魄力都是一场大检验。
对人性、良知、勇气、灵魂、三观等等，都是一场赤裸裸的筛选。凡是留下来的都是适应性最强的个体。
我们每个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看到的风景也不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奠定了他所处的位置。
因而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让原本就是一件事，有了多面性，又因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面对的那一面，就断然否定了另一面，因而引发了一场场争辩。
其实仔细想想，很多事情只需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
人有千万个，心有千万颗，看似相同，实则不然，因为都有各自的思想，又都有各自的道理！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希望有此待遇，反过来自己也就不会那般去对待别人。如果都懂得换位思考，都能够相互将心比心，这个世界，就是风和日丽。
我们久行于世间，看透很多是非对错，就会越来越觉得沉默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有时看似无声，却胜过干言万语；有时能言善辩，反而惹祸上身。语言是一把双刃剑，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也能瞬间伤人于无形。
曾国藩说：“或谓オ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有才华的人很容易恃才傲物，到处张扬，凭借多于别人的一点小聪明，自己放弃努力，对别人不加尊重。
魏晋 • 李康在《命运论》中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君子的才华太过显露则容易招致忌恨，给前行的路上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波折。
张扬夸耀，必处处难行；低调内敛，则事事顺
遂。真正的智者，心里明白，嘴上不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再牛的人，不懂合作，再拼搏也难以大成。不懂积累，再挣钱也难以大富。不懂满足，再富有也难以幸福。不懂养生，再治疗也难以长寿。
有一种东西不可拯救，那就是绝望。有一种东西不可忘怀，那就是感恩。有一种东西不可贪恋，那就是名利。
蒙田说：“沉默和谦虚是社交的美德。”在这个
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人心难以猜透。尤其在利益关系的拉扯之下，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稍有不慎便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
我们往往会因为情绪冲动，做出后悔的举动，说出言不由衷的话。今，半生已过，才好不容易学会与人相处，要懂得适时沉默，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人生本就像一场比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路上跌跌撞撞，遇见的许多人和事，才渐渐茁壮成长。
青春会老去，花朵会枯萎，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所以，美好因为短暂而珍贵，人生因为无常而难得。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这个世界的温柔，皆来自于自身的强大。不要去取悦攀附别人，耐心修炼自己的能力就好。当你足够优秀，你想要的都会主动到来。
投资自己，只争朝夕。
欢迎关注紫气东来如意宝 。
2022年4月6日，紫气东来的生命日记第321天。今日听书第397本《个人的体验》作者：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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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莫过于“好好活着”！这可能也是时下最暖心的一句话了。
全球疫情肆虐，战乱频出，自然灾难频发。每天都在大批死人。今天遇见的人，或许明天就隔了山海，一转身便是永别。昨天碰到的事，到了今天就成了故事，一回眸便是云烟。
嘴上的嬉笑怒骂，眉目的忧伤快乐，不过是指
尖光阴，赐予我们的流年雾霭。风一吹，便散
了。
在当下这个聚散无常的混沌世界，没有永恒的美丽，只有活在当下的美好。活在当下，就是要尽情地享受平常的乐趣。
闻一朵花香，去真实感受它的芬芳气息，而不
是等到花期过后，再去惋惜它的短暂与无常。看一幕夕阳，去切身体会它的沉稳安静，而不
是等到繁星满空，再去感慨它的不争与逝去。
这几年的天灾人祸，对人的素质委实是一大检验，同样的环境下，有人感染，有人无恙；对人的认知也是一场大检验，有人未雨绸缪，有人一条路走到黑。
对所有的商业模式更是一场大检验，凡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都倒下了；对社会的治理体系，对领导的魄力都是一场大检验。
对人性、良知、勇气、灵魂、三观等等，都是一场赤裸裸的筛选。凡是留下来的都是适应性最强的个体。
我们每个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看到的风景也不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奠定了他所处的位置。
因而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让原本就是一件事，有了多面性，又因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面对的那一面，就断然否定了另一面，因而引发了一场场争辩。
其实仔细想想，很多事情只需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
人有千万个，心有千万颗，看似相同，实则不然，因为都有各自的思想，又都有各自的道理！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希望有此待遇，反过来自己也就不会那般去对待别人。如果都懂得换位思考，都能够相互将心比心，这个世界，就是风和日丽。
我们久行于世间，看透很多是非对错，就会越来越觉得沉默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有时看似无声，却胜过干言万语；有时能言善辩，反而惹祸上身。语言是一把双刃剑，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也能瞬间伤人于无形。
曾国藩说：“或谓オ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有才华的人很容易恃才傲物，到处张扬，凭借多于别人的一点小聪明，自己放弃努力，对别人不加尊重。
魏晋 • 李康在《命运论》中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君子的才华太过显露则容易招致忌恨，给前行的路上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波折。
张扬夸耀，必处处难行；低调内敛，则事事顺
遂。真正的智者，心里明白，嘴上不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再牛的人，不懂合作，再拼搏也难以大成。不懂积累，再挣钱也难以大富。不懂满足，再富有也难以幸福。不懂养生，再治疗也难以长寿。
有一种东西不可拯救，那就是绝望。有一种东西不可忘怀，那就是感恩。有一种东西不可贪恋，那就是名利。
蒙田说：“沉默和谦虚是社交的美德。”在这个
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人心难以猜透。尤其在利益关系的拉扯之下，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稍有不慎便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
我们往往会因为情绪冲动，做出后悔的举动，说出言不由衷的话。今，半生已过，才好不容易学会与人相处，要懂得适时沉默，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人生本就像一场比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路上跌跌撞撞，遇见的许多人和事，才渐渐茁壮成长。
青春会老去，花朵会枯萎，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所以，美好因为短暂而珍贵，人生因为无常而难得。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这个世界的温柔，皆来自于自身的强大。不要去取悦攀附别人，耐心修炼自己的能力就好。当你足够优秀，你想要的都会主动到来。
投资自己，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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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日记《楞伽经》
尔时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
佛告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浅释：
本经是佛陀与大慧菩萨为代表的一帮大觉者们的问答，经中借圣者大慧之口，提出了一百多个有关人生、哲学、理事、修证等问题，佛陀不像在其它经中那样，苦口婆心回答，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直截了当说心、说性、说相，进一步对本经的主要义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加以辨析，直指人生身心性命、宇宙万象的根本体性。
因此，憨山大师曾说：《楞伽经》不但明禅明教，明性明相，印心度世，还是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圆融中观唯识如来藏的法门。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写给方外之交常禅师的诗中也说：
求师治此病，
惟劝读楞枷。
人间此病医无药，
惟有楞枷四卷经。
这一段是圣者大慧问佛陀怎么去除内心的妄想，即净除自心现流，是渐进的，还是顿悟的。
尔时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
佛告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浅释：
本经是佛陀与大慧菩萨为代表的一帮大觉者们的问答，经中借圣者大慧之口，提出了一百多个有关人生、哲学、理事、修证等问题，佛陀不像在其它经中那样，苦口婆心回答，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直截了当说心、说性、说相，进一步对本经的主要义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加以辨析，直指人生身心性命、宇宙万象的根本体性。
因此，憨山大师曾说：《楞伽经》不但明禅明教，明性明相，印心度世，还是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圆融中观唯识如来藏的法门。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写给方外之交常禅师的诗中也说：
求师治此病，
惟劝读楞枷。
人间此病医无药，
惟有楞枷四卷经。
这一段是圣者大慧问佛陀怎么去除内心的妄想，即净除自心现流，是渐进的，还是顿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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