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因疫情被按下“暂停键”，对中国车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双统筹 双胜利丨石龙加强政企沟通合作 同心协力战疫情稳生产】竭力做好“双统筹”，奋力夺取“双胜利”。“双统筹”工作是近日石龙镇委、镇政府的重点工作，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3月30日下午，日本电产三协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产三协”）董事长西村清志一行到石龙镇政府拜访，感谢镇委、镇政府助推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满工满产等工作。镇委书记陈庆松，镇委副书记、镇长李亚鹏，副镇长何荣坚等热情接待西村清志一行，并座谈交流。
https://t.cn/A66OvPzb
https://t.cn/A66OvPzb
【#NSA对我国重要机构进行十余年秘密黑客攻击#，造成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难以评估】 近一个月以来，360集团连续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全球以及我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相关报告，展示出美国网络攻击活动常态化，也表明其潜在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使用顶级网络武器证据曝光# 对此，360政企安全集团追日实验室负责人边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些威胁一旦被引爆，危害将超越虚拟世界，给现实世界造成重大安全事件，各部门必须意识到网络安全的紧迫性并立即采取措施防范潜在威胁。
环球时报：近一段时期以来，360公司连续发布NSA对全球以及我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相关报告。请问我们是如何最终确定发现攻击方来自NSA的？
边亮：根据维基百科记录，NSA下设一个名为接入技术行动处的绝密部门TAO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也称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其他国家互联网设施进行网络监控、情报获取、甚至远程破坏等活动。这个部门至少在1998年时就开始活跃。 从2008年开始，360通过安全大脑整合了海量的安全大数据，捕获发现了大量异常复杂的网络黑客攻击程序样本，经过长期分析跟踪并从多个受害单位实地取证，确认其中一大批黑客攻击程序样本属于NSA。
环球时报：NSA实施的网络攻击是否有其特有属性？
边亮：与常规的黑客攻击破坏活动不同，NSA的黑客攻击更为精细化，能针对正常网络流量中的任意网络通讯和文件传输进行操控、分析和破坏，特定情况下可以远程关闭或破坏遭攻击目标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水、电、气等民生设施。
环球时报：2020年，360公司曾经也公开披露过美国CIA机构对全球的攻击，与NSA相比较，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边亮：从攻击工具看，美国CIA是利用核心网络武器“Vault7（穹窿7）”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活动。而此次所披露的NSA网络武器数量更多，攻击能力更强，并且这些网络武器相互之间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工业化和人工智能化利用。
在攻击目标方面，此前披露的CIA组织主要针对我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航空航天与科研机构的系统开发人员进行定向打击为目标。而此次NSA组织的网络攻击属于无差别攻击，目标是全球范围，甚至包括美国盟友。其针对各类电子邮箱、社交网络、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几乎所有互联网用户发起无差别的网络攻击。
环球时报：在长期跟踪研究中，美国对我国的网络攻击是否出现一些新特点？
边亮：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一些新特点，我们总结为“六大变化”。首先， 对手变大了：从以前的个体性黑客发展成为NSA和CIA牵头的有规模有组织的网军。其次，实施攻击的领域越来越大，战场变大：从上网计算机、信息网络，到军用、民用等各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第三，手段变大，呈现多样化：从木马、病毒到漏洞、后门、仿冒服务器等。第四，对手攻击目标变大：从此前炫技、黑产发展到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国家秘密。第五，挑战变大：威胁难以事先防范，无孔不入。第六，危害变大：平时窃取国家秘密，战时成为首选战争形态，重要情报来源，制造动乱等。
环球时报：您刚刚提到NSA实施的网络攻击特点之一是危害变大，那么对我国带来怎样的危害？
边亮：根据360掌握的数据，NSA针对我国各行业龙头企业、政府、大学、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甚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运维单位等机构进行了长达十余年时间的秘密黑客攻击活动，窃取了海量重要数据，包括人口数据、医疗卫生数据、教育科研数据、军事国防数据、航空航天数据、社会管理数据、交通管理数据、基础设施数据等，在我国众多的信息系统中植入后门，造成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难以评估。NSA的网络攻击涉及领域多关乎国家生计和命脉，意在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我国每个组织机构来说，都可能面临着网络威胁的风险，这些威胁可能会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影响基础服务，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这些威胁，一旦被引爆，危害将超越虚拟世界，给现实世界造成重大安全事件。
环球时报：实际上在近期爆发的俄乌战争中，网络战已经超越虚拟世界走入现实。请您描述一下网络战究竟会以何种形式进行？
边亮：毫无疑问数字时代下网络战将成首选。随着未来数字城市万物互联，智能终端和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数据来源的广泛以及数据的多样化和数据结构的复杂化，使得各种承载城市运行数据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难于维护，进而产生网络安全建设及运营风险。同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各种软硬件系统的漏洞也难以避免被利用攻击。
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战攻击不仅仅是为了窃取情报，还可以对交通、能源、金融等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攻击跳板，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严重后果，为此必须要意识到网络战的严峻形势，正视网络战。
环球时报：对于这种现状，我们该如何防范？
边亮：我们建议将网络安全升级为数字安全，打造覆盖所有数字化场景的数字安全防范应急体系，鼓励相关机构主动上报风险。这要求建立区域、行业级安全大脑，打造国家级的防御体系——国家级的分布式安全大脑，为“看见”网络攻击提供能力基础。大数据分析是目前唯一证明有效看见攻击的方法，可以从大数据中建立攻击行为的全局视角，看到网络攻击行为的全貌。
此外，城市是未来网络战的主要打击对象。以前针对某个企业、某个政府部门的攻击，变成针对一个城市的政府服务、关键基础设施群的打击，让城市瘫痪、社会不稳定。因此应该建立城市的应急响应体系，建立类似城市级“防空反导”系统的安全基础设施。
同时，要加强实网、实兵、实战演练，在实战中提升各单位的攻防能力。没有攻不破的网络，利用漏洞，每一个系统都可能被攻击。要进行实战攻防演练，提升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能力。
第四，全网测绘、摸清家底，要定期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展开APT（高级可持续威胁攻击）排查。要假定敌已在我，实时动态推进重要信息系统排查，摸清家底，实现自动化威胁识别、风险阻断和攻击溯源，从源头上提升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御水平。
环球时报：当前我们网络防御体系建设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您认为哪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边亮：首先，提升网络安全和保密意识。建立信息系统的单位无论规模大小，都要确保单位领导充分意识到网络安全的紧迫性并立即采取措施防范潜在威胁。
同时要提升本单位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由于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本单位业务环节变得更加复杂，网络攻击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单位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安全能力，增强应急反应能力、快速恢复能力，平时积极进行攻防演练，并制定预案措施。
此外，降低破坏性网络入侵的可能性，比如对组织机构网络的所有远程访问和特权或管理访问需要多因素身份验证；采用多项网络安全服务，包括漏洞扫描等，帮助减少攻击暴露面等等各种措施。
第四点要确保企业或组织在被入侵事件时及时响应。比如测试备份程序，确保本单位受到勒索软件或其他网络攻击时，能够迅速恢复关键数据；遭到勒索软件或其他网络攻击时，确保备份与网络隔离等。（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袁宏）
环球时报：近一段时期以来，360公司连续发布NSA对全球以及我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相关报告。请问我们是如何最终确定发现攻击方来自NSA的？
边亮：根据维基百科记录，NSA下设一个名为接入技术行动处的绝密部门TAO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也称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其他国家互联网设施进行网络监控、情报获取、甚至远程破坏等活动。这个部门至少在1998年时就开始活跃。 从2008年开始，360通过安全大脑整合了海量的安全大数据，捕获发现了大量异常复杂的网络黑客攻击程序样本，经过长期分析跟踪并从多个受害单位实地取证，确认其中一大批黑客攻击程序样本属于NSA。
环球时报：NSA实施的网络攻击是否有其特有属性？
边亮：与常规的黑客攻击破坏活动不同，NSA的黑客攻击更为精细化，能针对正常网络流量中的任意网络通讯和文件传输进行操控、分析和破坏，特定情况下可以远程关闭或破坏遭攻击目标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水、电、气等民生设施。
环球时报：2020年，360公司曾经也公开披露过美国CIA机构对全球的攻击，与NSA相比较，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边亮：从攻击工具看，美国CIA是利用核心网络武器“Vault7（穹窿7）”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活动。而此次所披露的NSA网络武器数量更多，攻击能力更强，并且这些网络武器相互之间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工业化和人工智能化利用。
在攻击目标方面，此前披露的CIA组织主要针对我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航空航天与科研机构的系统开发人员进行定向打击为目标。而此次NSA组织的网络攻击属于无差别攻击，目标是全球范围，甚至包括美国盟友。其针对各类电子邮箱、社交网络、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几乎所有互联网用户发起无差别的网络攻击。
环球时报：在长期跟踪研究中，美国对我国的网络攻击是否出现一些新特点？
边亮：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一些新特点，我们总结为“六大变化”。首先， 对手变大了：从以前的个体性黑客发展成为NSA和CIA牵头的有规模有组织的网军。其次，实施攻击的领域越来越大，战场变大：从上网计算机、信息网络，到军用、民用等各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第三，手段变大，呈现多样化：从木马、病毒到漏洞、后门、仿冒服务器等。第四，对手攻击目标变大：从此前炫技、黑产发展到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国家秘密。第五，挑战变大：威胁难以事先防范，无孔不入。第六，危害变大：平时窃取国家秘密，战时成为首选战争形态，重要情报来源，制造动乱等。
环球时报：您刚刚提到NSA实施的网络攻击特点之一是危害变大，那么对我国带来怎样的危害？
边亮：根据360掌握的数据，NSA针对我国各行业龙头企业、政府、大学、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甚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运维单位等机构进行了长达十余年时间的秘密黑客攻击活动，窃取了海量重要数据，包括人口数据、医疗卫生数据、教育科研数据、军事国防数据、航空航天数据、社会管理数据、交通管理数据、基础设施数据等，在我国众多的信息系统中植入后门，造成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难以评估。NSA的网络攻击涉及领域多关乎国家生计和命脉，意在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我国每个组织机构来说，都可能面临着网络威胁的风险，这些威胁可能会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影响基础服务，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这些威胁，一旦被引爆，危害将超越虚拟世界，给现实世界造成重大安全事件。
环球时报：实际上在近期爆发的俄乌战争中，网络战已经超越虚拟世界走入现实。请您描述一下网络战究竟会以何种形式进行？
边亮：毫无疑问数字时代下网络战将成首选。随着未来数字城市万物互联，智能终端和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数据来源的广泛以及数据的多样化和数据结构的复杂化，使得各种承载城市运行数据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难于维护，进而产生网络安全建设及运营风险。同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各种软硬件系统的漏洞也难以避免被利用攻击。
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战攻击不仅仅是为了窃取情报，还可以对交通、能源、金融等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攻击跳板，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严重后果，为此必须要意识到网络战的严峻形势，正视网络战。
环球时报：对于这种现状，我们该如何防范？
边亮：我们建议将网络安全升级为数字安全，打造覆盖所有数字化场景的数字安全防范应急体系，鼓励相关机构主动上报风险。这要求建立区域、行业级安全大脑，打造国家级的防御体系——国家级的分布式安全大脑，为“看见”网络攻击提供能力基础。大数据分析是目前唯一证明有效看见攻击的方法，可以从大数据中建立攻击行为的全局视角，看到网络攻击行为的全貌。
此外，城市是未来网络战的主要打击对象。以前针对某个企业、某个政府部门的攻击，变成针对一个城市的政府服务、关键基础设施群的打击，让城市瘫痪、社会不稳定。因此应该建立城市的应急响应体系，建立类似城市级“防空反导”系统的安全基础设施。
同时，要加强实网、实兵、实战演练，在实战中提升各单位的攻防能力。没有攻不破的网络，利用漏洞，每一个系统都可能被攻击。要进行实战攻防演练，提升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能力。
第四，全网测绘、摸清家底，要定期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展开APT（高级可持续威胁攻击）排查。要假定敌已在我，实时动态推进重要信息系统排查，摸清家底，实现自动化威胁识别、风险阻断和攻击溯源，从源头上提升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御水平。
环球时报：当前我们网络防御体系建设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您认为哪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边亮：首先，提升网络安全和保密意识。建立信息系统的单位无论规模大小，都要确保单位领导充分意识到网络安全的紧迫性并立即采取措施防范潜在威胁。
同时要提升本单位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由于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本单位业务环节变得更加复杂，网络攻击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单位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安全能力，增强应急反应能力、快速恢复能力，平时积极进行攻防演练，并制定预案措施。
此外，降低破坏性网络入侵的可能性，比如对组织机构网络的所有远程访问和特权或管理访问需要多因素身份验证；采用多项网络安全服务，包括漏洞扫描等，帮助减少攻击暴露面等等各种措施。
第四点要确保企业或组织在被入侵事件时及时响应。比如测试备份程序，确保本单位受到勒索软件或其他网络攻击时，能够迅速恢复关键数据；遭到勒索软件或其他网络攻击时，确保备份与网络隔离等。（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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