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超话]#左将军行大司马刘备入主成都后，麾下重要人物有：
军师将军、署左将军行大司马府事诸葛亮，总揽刘备军政；
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关羽，董督荆州事；
掌军中郎将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刘备府事；
扬武将军、蜀郡太守法正，领蜀郡并为谋主；
别驾王谋、李恢（益州牧、荆州牧刘备首席幕僚）；
治中从事彭羕，益州牧刘备高级幕僚；
治中从事潘濬，荆州牧刘备高级幕僚，典（主管）荆州政务；
巴西太守、征虏将军张飞，督阆中；
平西将军马超，督临沮；
讨虏将军黄忠、翊军将军赵云，执掌不明；
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李严，领犍为郡；
庲降都督、安远将军邓方，总领南中；
司盐校尉、蜀郡太守王连，主管盐铁等战略物资；
左将军行大司马府西曹椽刘巴，掌刘备幕府奏事，主府内官吏任用；
护军黄权、吴懿，掌武官选拔，掌尽护诸将；
牙门将魏延、向宠，驻守刘备军中牙门。
军师将军、署左将军行大司马府事诸葛亮，总揽刘备军政；
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关羽，董督荆州事；
掌军中郎将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刘备府事；
扬武将军、蜀郡太守法正，领蜀郡并为谋主；
别驾王谋、李恢（益州牧、荆州牧刘备首席幕僚）；
治中从事彭羕，益州牧刘备高级幕僚；
治中从事潘濬，荆州牧刘备高级幕僚，典（主管）荆州政务；
巴西太守、征虏将军张飞，督阆中；
平西将军马超，督临沮；
讨虏将军黄忠、翊军将军赵云，执掌不明；
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李严，领犍为郡；
庲降都督、安远将军邓方，总领南中；
司盐校尉、蜀郡太守王连，主管盐铁等战略物资；
左将军行大司马府西曹椽刘巴，掌刘备幕府奏事，主府内官吏任用；
护军黄权、吴懿，掌武官选拔，掌尽护诸将；
牙门将魏延、向宠，驻守刘备军中牙门。
【党史上的今天——12月16日】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印度在边境搞事情，这是“不能打找打”】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的官方公众号“直新闻”今日（9月9日）刊载题为《印度在边境搞事情，这是“不能打找打”》的文章，全文如下：
●直新闻：印方首先鸣枪，打破边境平静，我西部战区指其为严重挑衅，性质非常恶劣。吴先生，在您看来，印方为何频繁挑衅？有评论说，印度军官升迁都与蚕食邻国领土挂钩，您觉得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特约评论员 吴健：我只强调一点，国家较量，无非三种，“能打也想打，能打不想打，不能打找打”，中国和印度，属于哪一种，大家一看便知。
莫迪政府对军队是能节制的，但自从6月15号加勒万河谷事件后采取民粹主义路线，纵容前方武装人员，甚至赋予现地“便宜行事权”，使得局面复杂化。我个人看法，60年前造成中印武装冲突的尼赫鲁“前进政策”，到今天仍没有寿终正寝，印方仍幻想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当做软弱，借用其他大国对华施压之机，执行冒险主义政策，企图在边境地区“多占多得”。换句话说，印度当前实际推行对边境争议区蚕食与争控政策，是“前进政策”的“2.0版”。
综合各方信息看，目前中印实控线大体确定，东段藏南地区基本为印占，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为我方控制，但中印之间还有一些小争议区，特别是中间的无人区，印军历年来不断拓展巡逻范围，以造成“实控事实”，迫使我方中印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巡逻队巡逻并宣示主权，这恰恰是现阶段领土争控的焦点。我的观察看，印度在实控线制造对峙甚至冲突，无非有四种结果：一是谈判，二是强行驱赶中方边防人员和破坏中方设施，三是保持现状，四是有限战争。从既往看，一般在争议不大的地点或没那么敏感的地点，双方边防军人摩擦是短暂的，事后很快脱离。但有时印军行为很过火，引发语言和肢体冲突。观察这些年网上流传的中印边防军人争吵、推搡、肢体冲突甚至扔石头的视频，如果未能平息，则会引发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峙，双方根据情况不断增援，导致局势僵持不下，甚至逐步升级，陆续从后方调集大批部队和武器装备，使事态越发严峻。
具体到印军在实控线持续前推，也存在着印度政府和军方间的博弈，印度虽是文官治军，但军队独立性也较强。印政府高层不时造访拉达克，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来讨好民意，争取选票，还多次称赞“印军勇敢”，批评外交部软弱。但同时，印政府也不愿轻易陷入与中国的大冲突，所以时时约束军方的行为。这种两面性，又和前线印军到底在多大层面上拥有实力优势相关联。如果印军对领土争控态度坚决，很多时候其实能绑架政府，这一点在1987年中印桑多洛河谷对峙表露无遗，当时强硬的印度陆军参谋长森达吉尔就一度绑架了总理拉吉夫的决策。
事实上，印军是相对独立的体系，而且指挥链较长，上级指示传达到一线要较多时间，而一线军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军方态度强硬，一则可以要军费，二来各级军官也可利用冲突表现加官晋爵，因此下级军官往往态度更蛮横，像上次6-15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搭进性命的比哈尔联队16营长巴布上校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见，中印争端要总体可控，关键是我们要知己知彼，把握“战略要稳，战术要准，战斗要狠”，让那些真心找打的人得到教训，让心存幻想的人回归现实，让致力中印友好的人得以发声。总之，印度从未放弃“前进政策”，一旦有机可乘，它就会在争议地区强化存在，而我们要做的是，“文武兼备，和战皆能”。
●直新闻：就您看法，中印边境西段形势，印方是否准备和我们搞持久战？
特约评论员 吴健：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这里不展开谈什么军力对比，就跟大家谈谈中印西段的兵要地志，我把情况摆摆，就明白印度在西段拉达克方向跟我们“搞事情”，到底是聪明，还是糊涂。
请大家先看这两张照片，是平静时期的中印西段的印军哨所，三五个从当地道格拉族招募的兵，住石砌哨所，你知道吗，即便这等象征性存在，对印度都是很大开销。印控拉达克是与中国西藏相望的高原，这里南面是大喜马拉雅山，而北面呢，是喀喇昆仑山，好了，印度洋暖湿气流过不来，导致缺水缺雪，当地普遍沙漠化。更要命的是，几十年来，印度从不保护环境。
再请看印军向班公湖前线补给的沿途照片，除了卡吉尔、卡尔希地段有点树，其他地方基本“剃光头”，而从拉达克首府列城朝靠近中国的楚舒勒山口走，更是秃山秃岭，缺绿加上高海拔，您知道吗？拉达克的缺氧比所有地方都大，印度王牌装甲1师早年把T-72坦克开上去，结果人和机器都因缺氧动弹不得，今天印度把T-90坦克摆上去，效果也差不多。
归根到底，拉达克是养不起大兵团的地方，拿这几个月在加勒万、班公湖跟我们挑事的印14军来说，其前沿摆的一个步兵3师就让拉达克全境不堪重负，现在有继续往前面摆重兵，这里人烟稀少，又产不了什么粮食，无法就地补给，只能从后方查谟谷地甚至旁遮普平原运东西，加之交通落后，维持大兵团很困难。这还不算，拉达克是个碎片化地带，除了山还是山，像他们往我们实控线跑，只能南北运动，沿途要翻越平均5000米的山口，而且所有前沿公路必须与山脉平行，各地段间的侧翼交通几乎是零，再看中国一边，是个高原台地，相对平坦的地势让修公路更容易些，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人羡慕中国边防军的地方，因为大部分中国哨所都有通一般载重车的公路，而印度人的哨所乃至任务防区完全是分割的，照印度人的话说，这叫“地理诅咒”。
我还提一个笑话，印度军政高层往拉达克送上去的士兵越多，就越是给自己“埋雷”。大家知道吗，因为印度人不爱惜环境，拉达克是喜马拉雅山脉中冰川融化最快的地方，当地缺水之甚，别说养活当兵的，哪怕当地居民或偶尔来朝圣的信徒都得为生存犯愁。我可以跟大家讲个细节，从1973年到2018年，拉达克冬天月份的平均温度大致上升1℃多，列城北郊头一个山口哈东格拉已看不到积雪了，只剩光秃秃的山，更滑稽的是，列城民宅和兵营都开始用冰箱吊扇了，这对以往被称为“Cool City”（凉城）的列城来说闻所未闻。我可以做个负责任的预判，当前光印度14军不少于4万的常备兵就让拉达克严重的缺水问题完全无解，如果再拉部队上去，那里脆弱的高原生态就会断裂。
相比之下，中国在青藏高原从来都是保护优先，无论兴修基础设施还是驻军，都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况且今天的中国陆军的能力追求是什么，是“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如果有需要，可以迅速从后方调集兵力机动到前方。这种做法既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影响，降低了防务负担，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与邻为善的意愿。
●直新闻：印方首先鸣枪，打破边境平静，我西部战区指其为严重挑衅，性质非常恶劣。吴先生，在您看来，印方为何频繁挑衅？有评论说，印度军官升迁都与蚕食邻国领土挂钩，您觉得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特约评论员 吴健：我只强调一点，国家较量，无非三种，“能打也想打，能打不想打，不能打找打”，中国和印度，属于哪一种，大家一看便知。
莫迪政府对军队是能节制的，但自从6月15号加勒万河谷事件后采取民粹主义路线，纵容前方武装人员，甚至赋予现地“便宜行事权”，使得局面复杂化。我个人看法，60年前造成中印武装冲突的尼赫鲁“前进政策”，到今天仍没有寿终正寝，印方仍幻想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当做软弱，借用其他大国对华施压之机，执行冒险主义政策，企图在边境地区“多占多得”。换句话说，印度当前实际推行对边境争议区蚕食与争控政策，是“前进政策”的“2.0版”。
综合各方信息看，目前中印实控线大体确定，东段藏南地区基本为印占，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为我方控制，但中印之间还有一些小争议区，特别是中间的无人区，印军历年来不断拓展巡逻范围，以造成“实控事实”，迫使我方中印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巡逻队巡逻并宣示主权，这恰恰是现阶段领土争控的焦点。我的观察看，印度在实控线制造对峙甚至冲突，无非有四种结果：一是谈判，二是强行驱赶中方边防人员和破坏中方设施，三是保持现状，四是有限战争。从既往看，一般在争议不大的地点或没那么敏感的地点，双方边防军人摩擦是短暂的，事后很快脱离。但有时印军行为很过火，引发语言和肢体冲突。观察这些年网上流传的中印边防军人争吵、推搡、肢体冲突甚至扔石头的视频，如果未能平息，则会引发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峙，双方根据情况不断增援，导致局势僵持不下，甚至逐步升级，陆续从后方调集大批部队和武器装备，使事态越发严峻。
具体到印军在实控线持续前推，也存在着印度政府和军方间的博弈，印度虽是文官治军，但军队独立性也较强。印政府高层不时造访拉达克，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来讨好民意，争取选票，还多次称赞“印军勇敢”，批评外交部软弱。但同时，印政府也不愿轻易陷入与中国的大冲突，所以时时约束军方的行为。这种两面性，又和前线印军到底在多大层面上拥有实力优势相关联。如果印军对领土争控态度坚决，很多时候其实能绑架政府，这一点在1987年中印桑多洛河谷对峙表露无遗，当时强硬的印度陆军参谋长森达吉尔就一度绑架了总理拉吉夫的决策。
事实上，印军是相对独立的体系，而且指挥链较长，上级指示传达到一线要较多时间，而一线军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军方态度强硬，一则可以要军费，二来各级军官也可利用冲突表现加官晋爵，因此下级军官往往态度更蛮横，像上次6-15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搭进性命的比哈尔联队16营长巴布上校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见，中印争端要总体可控，关键是我们要知己知彼，把握“战略要稳，战术要准，战斗要狠”，让那些真心找打的人得到教训，让心存幻想的人回归现实，让致力中印友好的人得以发声。总之，印度从未放弃“前进政策”，一旦有机可乘，它就会在争议地区强化存在，而我们要做的是，“文武兼备，和战皆能”。
●直新闻：就您看法，中印边境西段形势，印方是否准备和我们搞持久战？
特约评论员 吴健：答案是肯定的，但我这里不展开谈什么军力对比，就跟大家谈谈中印西段的兵要地志，我把情况摆摆，就明白印度在西段拉达克方向跟我们“搞事情”，到底是聪明，还是糊涂。
请大家先看这两张照片，是平静时期的中印西段的印军哨所，三五个从当地道格拉族招募的兵，住石砌哨所，你知道吗，即便这等象征性存在，对印度都是很大开销。印控拉达克是与中国西藏相望的高原，这里南面是大喜马拉雅山，而北面呢，是喀喇昆仑山，好了，印度洋暖湿气流过不来，导致缺水缺雪，当地普遍沙漠化。更要命的是，几十年来，印度从不保护环境。
再请看印军向班公湖前线补给的沿途照片，除了卡吉尔、卡尔希地段有点树，其他地方基本“剃光头”，而从拉达克首府列城朝靠近中国的楚舒勒山口走，更是秃山秃岭，缺绿加上高海拔，您知道吗？拉达克的缺氧比所有地方都大，印度王牌装甲1师早年把T-72坦克开上去，结果人和机器都因缺氧动弹不得，今天印度把T-90坦克摆上去，效果也差不多。
归根到底，拉达克是养不起大兵团的地方，拿这几个月在加勒万、班公湖跟我们挑事的印14军来说，其前沿摆的一个步兵3师就让拉达克全境不堪重负，现在有继续往前面摆重兵，这里人烟稀少，又产不了什么粮食，无法就地补给，只能从后方查谟谷地甚至旁遮普平原运东西，加之交通落后，维持大兵团很困难。这还不算，拉达克是个碎片化地带，除了山还是山，像他们往我们实控线跑，只能南北运动，沿途要翻越平均5000米的山口，而且所有前沿公路必须与山脉平行，各地段间的侧翼交通几乎是零，再看中国一边，是个高原台地，相对平坦的地势让修公路更容易些，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人羡慕中国边防军的地方，因为大部分中国哨所都有通一般载重车的公路，而印度人的哨所乃至任务防区完全是分割的，照印度人的话说，这叫“地理诅咒”。
我还提一个笑话，印度军政高层往拉达克送上去的士兵越多，就越是给自己“埋雷”。大家知道吗，因为印度人不爱惜环境，拉达克是喜马拉雅山脉中冰川融化最快的地方，当地缺水之甚，别说养活当兵的，哪怕当地居民或偶尔来朝圣的信徒都得为生存犯愁。我可以跟大家讲个细节，从1973年到2018年，拉达克冬天月份的平均温度大致上升1℃多，列城北郊头一个山口哈东格拉已看不到积雪了，只剩光秃秃的山，更滑稽的是，列城民宅和兵营都开始用冰箱吊扇了，这对以往被称为“Cool City”（凉城）的列城来说闻所未闻。我可以做个负责任的预判，当前光印度14军不少于4万的常备兵就让拉达克严重的缺水问题完全无解，如果再拉部队上去，那里脆弱的高原生态就会断裂。
相比之下，中国在青藏高原从来都是保护优先，无论兴修基础设施还是驻军，都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况且今天的中国陆军的能力追求是什么，是“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如果有需要，可以迅速从后方调集兵力机动到前方。这种做法既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影响，降低了防务负担，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与邻为善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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