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晋代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极言》曰：“昔黄帝……相地理书青乌之说。”先哲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笺》记载《轩辕本纪》曰：“黄帝始画野分州，有青乌子，能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从青乌子开始，风水逐渐分成两大分支：即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

如何定义“风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常认为，“风水”一词的来源出自晋人郭璞先师著的《葬书》。风水较为学术性叫法称为堪舆，仅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堪舆一词的来源出自汉代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所著的《淮南子》。在第三卷《天文训》中，有曰：“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大意为宇宙天体的运行，导致月亮有圆缺的变化，既有冲克的时候，也有阴阳均衡的时候，通常前者是凶相，则后者就是吉相，所以堪舆的含义就是宇宙天体运行的道理。东汉许慎则说，“堪，天道；舆，地道”，在其《说文解字》中则说，“堪，地突也”，“舆，车舆也”。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篇），就提到了当时卜筮者有“堪舆家”的说法。东汉时，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前十篇）中，开始有堪舆理论专著–《堪舆金匮》十四卷，与言阴阳五行、时令日辰、灾应等诸书同列“五行家”类，为当时“数术”六种之一。

汉代时期，在有关“阴阳”、“地理”之勘察选址、规划营建城郭室舍及陵墓等论述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初具框架的风水理论体系。首次将“风水”与“气”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国古代比较伟大的发现之一，“气”被视为天地万物的基本构成单位。《道德经》则谓之“气”的“理”为“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

后世对风水的定义其实都是继承了《道德经》里的这一理论。晋人郭璞先师《葬书》曰：“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葬书》中对风水的定义强调的是“气”的行与止，“聚之”、“行之”说“气”的动与静相对均衡，有机统一才能称为“生气”。至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吉凶，先师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也简明地概括了风水的选择原则：“来积上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金代兀钦仄注《青乌先生葬经》中，也有对“风水”的定义，曰：“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又称：“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像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明代乔项在《风水辨》对风水这样定义的：“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曲屈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明代徐继善在其著作《地理人须知》中综述前人论说道：“地理家以风水二字喝其名者，即郭（郭璞）氏所谓葬着乘生气也。而生气何以察之？曰，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又曰：气乃水之母，有气斯有水；又曰噫气惟能散生气；又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又曰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皆言风与水所以察生气之来与止聚云尔。总而言之，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此所以有风水之名。循名思义，风水之法无余蕴矣。”

英国著名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视中国风水为“准科学”，对风水定义的认同是：风“是使生者和死者所处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对风水的基本认知是：如果生者的居室与死者的墓地不置于恰当的地方，各种灾祸将殃及居者与墓中死者的子孙后代；反之，吉地将会带来福祉和各种好运。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地势，局部性制约着各种气，人们根据当地的地势和自己的需求，选择和调节位置，以期获得所向往的美好。不可见的气的力量与性质，时刻为天体的运行所左右，所以，一个地方的风水还应将天体方位考虑进去。此外，人工可以改善风水。

“风水”之典及释义，风水可以概括为：按照天道运行的方式去寻找合理范围内最好的自然条件，或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尽量调整改造到与自己最为和谐，以期待美好生活的到来。这种选择和改造环境并使之与自己需求相协调的方法，就是风水。

来源：道教之音

嘴上說著絕不跟這幫無趣的“老家伙們”有什麼交道的人，最後說什麼，羨慕她們的晚年能夠過著燦爛有希望的生活。

真是口是心非的女人，這些可憐的老年人就這樣被扔到一個異國的島嶼上，可惡連信當地郵遞員也不送，這不是欺負她們嗎。不過誰叫她們要在這裡賴著不走呢，確實。

三毛說著絕不交往，還是跟這些老傢伙們成為了忘年之交，所以女人真是善變呢。這個女人還想以後自己的晚年該是怎麼樣的，可惜再沒有機會了，一切就像是一場夢。她最後的快樂都留在那座小島上

【连载】第二章 创业沪堧（ruan）

图1 周慧珺为“宁波帮博物馆”题名

言及宁波商贾，就少不得提起他们的历史际遇。宁波古来人稠地狭，镇海更是濒临大海，土质属盐碱地，淡水极少，很不适宜种植。虽然当地民众日作夜息，终因土质不良，生活无着。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下，宁波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从商之风竟可远推至公元前。史料记载：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为满足商事需要，宁波人首先在明朝年间自觉组建起“宁波帮”，五口通商后崛起于沪堧，之后渐臻极盛。代表人物即有鼎鼎大名的虞洽卿、叶澄衷二人。虞、叶皆从底层市井小人物做起，继而开创了辉煌的商旅生涯，长久以来被镇海人视为人生追逐的标尺，周慧珺早在孩提时就从大人嘴里知道了虞洽卿和叶澄衷的大名。

眼瞅着大批镇海人出外谋生，周家亦不屈人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盛夏时节，处在江南的镇海已是日烤地头、酷暑难忍，五十有余的周士澄拜别妻儿老小，背起简易的行囊，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坐了一天两夜的蒸汽轮渡，周士澄来到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上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外滩和长长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这既是百年上海的一个缩影，也是旧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写照。短短一岁甲子，难以算计的外国商货和资本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刺激着内外贸易、金融、交通运输、轻纺与机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上海日渐成长为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口岸。同时，上海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五金行业的崛起，周士澄就去到了一间同乡经营的五金店内做帮工。地头一熟，周士澄便借资在福建中路、近北京东路上开了一处小店铺，自立门户，取店名为“周记铁铺”。这里人口稠密，商贾出没，私家作坊林立，是行商宝地。虽则草创艰难，但凭着周士澄的一股韧劲，“周记铁铺”很快就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图2 大妈孙银凤

此时的周志醒已然到了十二岁，眉目间颇有几分俊俏，引得了邻乡殷实人家的赏识，定下了娃娃亲。姑娘姓孙名银凤（1899-1971)，个性温柔贤淑，人也长得秀丽端正，称得上佳偶良配。亲事甫定，周士澄便决定举家迁移上海。

那年是1910年，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跌而引发的巨大金融风暴已悄然降临上海。这起危机波及上海数十家商行、票号，引发了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风潮，强烈撼动了清王朝的财政根基，遂使清廷的颠覆成了时间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氏三代迁徙至风暴席卷过后遍地狼藉的申江。“周记铁铺”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好歹算是逃过一劫。

家人刚一安定妥帖，周士澄便把儿子送进了远近闻名的和安学堂念书，让他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在和安学堂里，周志醒学的不仅是传统的读经科目，还有英语、经算、艺术等新式课程。对于一个乡间小孩来说颇费力气，加之在店里帮工，常常累得精疲力竭。

到了1912年末，由于他们父子焚膏继晷、克勤克俭，又为人和气、技艺深湛，“周记铁铺”在敲敲打打中日趋壮大。周士澄父子合计了一下，决意找同域好友商量，谋取新的发展。由于宁波同乡间扶助观念特别强烈，于是在同乡出谋划策、侪辈鼎立襄助下，终于在南市的新开河一带盘下了一间五金店面，取店名“义昌号”，寓意“仁义则昌”。

又因当时上海进出频繁的外商轮船和中外工厂都需要添配一些五金材料，政府兴办的军用工业和私人工业也增加了对五金器材的需求，因此五金行业供求两旺。周家父子又谋于经营之道，“义昌号”逐渐在业内享有不错的口碑。尤其是周志醒在商号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二十出头的他长得一米八的个儿，挺拔而俊朗，一双迥然有神的黑眸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优秀的经营才华深受周士澄的赞许，故而有心让他接管店铺生意，并扩充门面。同时，念及周志醒和孙银凤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选址觅铺，看中了楔子中提及的那栋位于北京东路、近浙江中路上的独立五层公寓。周士澄将底层改建为三开间的店铺，二楼作库房，楼上三层供家人起居。一年后，两人拜堂成婚。

此时的北京东路及周边一带早已商铺林立，形成了以甬商为主的经营结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当时集中在闸北、虹口的五金业主纷纷逃入位于英租界的北京东路内操持旧业，才导致北京东路逐渐形成了现今五金街的风貌。至1938年，北京东路共有五金商号123户，尤以实力雄厚的大型五金店为多，成为当时五金行业的齐聚之地，确立了北京东路在全市五金行业的主导地位。

在官方修著的《宁波商帮中的50多位镇海人》有如下记载：“镇海庄市人周士澄、周志醒父子，曾在上海北京东路经营‘义昌’五金商号。1967年后，与其它五金商店合并改为上海第一五金商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第一五金商店”的题榜亦是由后来成为书法家的周慧珺执笔。

图3 周慧珺题写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集团公司” https://t.cn/RVJk9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