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中国货柜运抵金边后失火，商品价值数万美元！】
4月21日上午，金边贡武区一个集装箱无故发生自燃，里面装满总价值数万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目前起火原因不明。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上述自燃的集装箱于今日凌晨3点从西港运过来，
停放大约3个小时半后突然发生自燃，尽管工作人员使用大小灭火器进行救火，可火势依然凶猛。
直到现场来了三辆消防车实施灭火，且工作人员将集装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出，然后对商品进行灭火，大火才完全被灭。
集装箱里有多种商品包括电子产品、气泵电机以及塑料等，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总价值数万美元。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起火的确切原因，因为当时集装箱是正常关闭的，并没有任何空隙可以让人放火或者丢烟头。
在此提醒，近期有出口金边的货主货代们，及时关注了解自身货物情况。
4月21日上午，金边贡武区一个集装箱无故发生自燃，里面装满总价值数万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目前起火原因不明。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上述自燃的集装箱于今日凌晨3点从西港运过来，
停放大约3个小时半后突然发生自燃，尽管工作人员使用大小灭火器进行救火，可火势依然凶猛。
直到现场来了三辆消防车实施灭火，且工作人员将集装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出，然后对商品进行灭火，大火才完全被灭。
集装箱里有多种商品包括电子产品、气泵电机以及塑料等，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总价值数万美元。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起火的确切原因，因为当时集装箱是正常关闭的，并没有任何空隙可以让人放火或者丢烟头。
在此提醒，近期有出口金边的货主货代们，及时关注了解自身货物情况。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于病例16-21活动轨迹的通告#【太原公布病例16-21活动轨迹，其中3例是病例7的密接】
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告（2022年第31号）
关于病例16-21活动轨迹的通告
2022年4月6日12:00-4月7日12:00，我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轻型）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现将其活动轨迹通告如下:
病例16
男，居住于小店区东峰村，系病例9的密切接触者。
4月1日
7:30左右，到榆次区河口村某仓库装废铁；
11:00左右，到隔壁货场过磅；
12:00左右，开车返回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13:10左右，到达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15:00左右，自驾车到小店区庆云街武宿保税区工厂务工；
18:00左右，回到东峰村废品收购站，后开车到西温庄村送货；
18:44左右，在东中环龙兴街因货车超长接受处罚；
18:54左右，到达西温庄电机厂附近卸货；
20:00左右，返回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4月2日
7:00左右，驾车到小店区庆云街武宿保税区工厂务工；
11:00左右，到物业办理出门证；
12:00左右，到郑村苗苗友谊烟酒副食店购物；
13:00左右，到郑村废品收购站务工；
13:52左右，到小店区电子街北鼎尚烟酒店购物，后返回保税区工厂；
17:00左右，离开保税区工厂，回到郑村废品收购站；
19:00左右，返回家中未外出。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7
女，居住于小店区南坪头村，系病例2的同村人员。
4月1日
7:00左右，步行到迎泽区枣园小区，搭车到榆次区王家堡村露源饮品有限公司上班。
18:30左右，搭乘车返回南坪头村。
4月2日
12:19左右，到村内“生鲜便利店”购物，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07:18左右，到村内“生鲜便利店”买菜，后到村委会核酸采集点做核酸，后回家未外出。
4月6日
在小店区南坪头村区域核酸检测中结果为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8
女，居住于小店区山西大学令德四斋公寓226宿舍，3月6日以来，均在学校内活动。
4月3日
14:39左右，去山西大学李记面皮店就餐；
14:55左右，去山西大学客隆超市购物；
14:57左右，去山西大学令德地超东入口菜鸟驿站取快递；
15:06左右，去山西大学水果店购物；
17:13左右，去山西大学自动购物机购物（东方超市），后去令德餐厅就餐，后去做核酸检测；
18:20左右，去山西大学爱心大药房购药；
18:30左右，去山西大学天空水果店购物。
4月4日
19:08左右，去山西大学客隆超市购物；
19:10左右，去山西大学令德餐厅就餐。
4月5日
12:00左右，去核酸采样点做核酸检测；
12:29左右，去山西大学河东鸡块店买食物；
12:30左右，去山西大学“眼镜直通车”眼镜店调试眼镜，后返回宿舍；
17:00左右，在山西大学文教楼与同学拍摄作业；
21:00左右，返回宿舍。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单采单检结果为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9
男，居住于小店区中辐院小区西区，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6:3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18:10左右，骑小黄车回到家中；
20:00左右，到学府公园散步，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9:30左右，乘坐51路公交从学府街口站到开元市场站，因疫情封控下车，后骑小黄车回家；
10:30左右，到小区内简易菜店买菜；
12:00左右，再次到小区内简易菜店买菜；
21:00左右，小区楼下核酸检测。
4月4日
10:30左右，到楼下花园散步；
11:00左右，散步后回家再未外出。
4月5日
13时30分，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20
女，居住于迎泽区桃园南路西二巷12号院，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5:4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19:00左右，骑电动车去迎泽区老军营武汉臭豆腐店、水煮串串店就餐；
19:55左右，骑电动车回家，后未外出。
4月3日
全天未外出。
4月4日
18:10左右，骑电动车到山大一院北门做核酸；
18:40左右，到康乐街南巷第一家蔬菜店买菜；
18:50左右，在桃园南路东一巷成悦早点买方便面；
19:00左右，在桃园南路东一巷口对面流动包子摊买包子；
19:10左右，桃园南路西二巷12号院门房拿快递，后回家未外出。
4月5日
18:35左右，通过美团外卖点餐，后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6日
经迎泽区庙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21
男，居住于小店区亲贤北街供电小区，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8:0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20:00左右，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4月3日
8:00左右，在小区附近独自锻炼身体；
9:30左右，在家门口接收其妹妹送的蔬菜；
18:00左右，到楼下做核酸检测，之后未外出。
4月5日
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7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请在以上风险时间段到过相关重点区域和场所的人员、同时空伴随者自觉履行防疫责任，立即向属地社区（村）报备，并先行使用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进行检测，《新冠抗原自测教程》可到“健康太原官微”下载。对不按规定落实防疫责任、未及时向社区（村）报备，造成疫情扩散传播的，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社区（村）接到报备后即刻向所在县（市、区）防控办报告，各县（市、区）第一时间对相关报备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等分类管控措施，确保不漏一人。
太原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4月7日
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告（2022年第31号）
关于病例16-21活动轨迹的通告
2022年4月6日12:00-4月7日12:00，我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轻型）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现将其活动轨迹通告如下:
病例16
男，居住于小店区东峰村，系病例9的密切接触者。
4月1日
7:30左右，到榆次区河口村某仓库装废铁；
11:00左右，到隔壁货场过磅；
12:00左右，开车返回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13:10左右，到达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15:00左右，自驾车到小店区庆云街武宿保税区工厂务工；
18:00左右，回到东峰村废品收购站，后开车到西温庄村送货；
18:44左右，在东中环龙兴街因货车超长接受处罚；
18:54左右，到达西温庄电机厂附近卸货；
20:00左右，返回东峰村废品收购站。
4月2日
7:00左右，驾车到小店区庆云街武宿保税区工厂务工；
11:00左右，到物业办理出门证；
12:00左右，到郑村苗苗友谊烟酒副食店购物；
13:00左右，到郑村废品收购站务工；
13:52左右，到小店区电子街北鼎尚烟酒店购物，后返回保税区工厂；
17:00左右，离开保税区工厂，回到郑村废品收购站；
19:00左右，返回家中未外出。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7
女，居住于小店区南坪头村，系病例2的同村人员。
4月1日
7:00左右，步行到迎泽区枣园小区，搭车到榆次区王家堡村露源饮品有限公司上班。
18:30左右，搭乘车返回南坪头村。
4月2日
12:19左右，到村内“生鲜便利店”购物，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07:18左右，到村内“生鲜便利店”买菜，后到村委会核酸采集点做核酸，后回家未外出。
4月6日
在小店区南坪头村区域核酸检测中结果为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8
女，居住于小店区山西大学令德四斋公寓226宿舍，3月6日以来，均在学校内活动。
4月3日
14:39左右，去山西大学李记面皮店就餐；
14:55左右，去山西大学客隆超市购物；
14:57左右，去山西大学令德地超东入口菜鸟驿站取快递；
15:06左右，去山西大学水果店购物；
17:13左右，去山西大学自动购物机购物（东方超市），后去令德餐厅就餐，后去做核酸检测；
18:20左右，去山西大学爱心大药房购药；
18:30左右，去山西大学天空水果店购物。
4月4日
19:08左右，去山西大学客隆超市购物；
19:10左右，去山西大学令德餐厅就餐。
4月5日
12:00左右，去核酸采样点做核酸检测；
12:29左右，去山西大学河东鸡块店买食物；
12:30左右，去山西大学“眼镜直通车”眼镜店调试眼镜，后返回宿舍；
17:00左右，在山西大学文教楼与同学拍摄作业；
21:00左右，返回宿舍。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单采单检结果为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19
男，居住于小店区中辐院小区西区，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6:3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18:10左右，骑小黄车回到家中；
20:00左右，到学府公园散步，后回家未外出。
4月3日
9:30左右，乘坐51路公交从学府街口站到开元市场站，因疫情封控下车，后骑小黄车回家；
10:30左右，到小区内简易菜店买菜；
12:00左右，再次到小区内简易菜店买菜；
21:00左右，小区楼下核酸检测。
4月4日
10:30左右，到楼下花园散步；
11:00左右，散步后回家再未外出。
4月5日
13时30分，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6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20
女，居住于迎泽区桃园南路西二巷12号院，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5:4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19:00左右，骑电动车去迎泽区老军营武汉臭豆腐店、水煮串串店就餐；
19:55左右，骑电动车回家，后未外出。
4月3日
全天未外出。
4月4日
18:10左右，骑电动车到山大一院北门做核酸；
18:40左右，到康乐街南巷第一家蔬菜店买菜；
18:50左右，在桃园南路东一巷成悦早点买方便面；
19:00左右，在桃园南路东一巷口对面流动包子摊买包子；
19:10左右，桃园南路西二巷12号院门房拿快递，后回家未外出。
4月5日
18:35左右，通过美团外卖点餐，后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6日
经迎泽区庙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21
男，居住于小店区亲贤北街供电小区，系病例7的密切接触者。
4月2日
18:00左右，在长治路世贸中心6层氧动力健身房健身；
20:00左右，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4月3日
8:00左右，在小区附近独自锻炼身体；
9:30左右，在家门口接收其妹妹送的蔬菜；
18:00左右，到楼下做核酸检测，之后未外出。
4月5日
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月7日
经小店区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被转运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请在以上风险时间段到过相关重点区域和场所的人员、同时空伴随者自觉履行防疫责任，立即向属地社区（村）报备，并先行使用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进行检测，《新冠抗原自测教程》可到“健康太原官微”下载。对不按规定落实防疫责任、未及时向社区（村）报备，造成疫情扩散传播的，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社区（村）接到报备后即刻向所在县（市、区）防控办报告，各县（市、区）第一时间对相关报备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等分类管控措施，确保不漏一人。
太原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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