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人# ？旅法资深媒体人这么看这次大选…】24日，法国大选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由现任总统马克龙对战“极右翼”色彩浓重的“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谁将在大选中胜出？在常驻法国二十余年的媒体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眼中，马克龙胜出“几乎没有悬念”。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跳出传统的民调分析等视角，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大选，不难发现，马克龙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那个人”。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武报恩寺（其七）
（国四 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位于平武报恩寺中轴线上的万佛阁形制宏敞隽伟，结构兼容并蓄，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万佛阁建于一单层须弥座上，外观两层，重檐三滴水。该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均设回廊，即《营造法式》中所称“副阶周匝”。下层回廊外檐柱间三面砌筑砖墙，正面明间、次间设槁扇，稍间砌槛墙。上层回廊立于平坐之上。楼阁主体部分为殿阁式结构，由柱框、铺作层和屋架层叠组成，其中柱框部分采用通柱造，内部金柱、中柱与山柱均采用两整根木以榫卯连接的方法，自台基直达上层天花，在上下层之间以楼板和天花隔出一暗层。
从外形上看，万佛阁由主体和上下两层副阶组成。从结构上分析，该阁可视为是一座加高了的单层殿堂，并在整体空间中进行了竖向的空间划分。
万佛阁外观为两层三重檐的楼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其中下层副阶出檐深远，上层副阶出檐较为狭窄，与上层主体部分出檐基本保持平齐，是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这种布局在中唐后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反映，现存实例以宋代的河北正定隆兴寺为最早，而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置方式。在这种布局中，处在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以智化为例，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在建筑体量与高度上逐渐加大，直至万佛阁前，达到空间序列的高潮。这种布局具有佛教建筑特殊意义，通过建筑在纵深方向的延展，不同尺度院落的逐层铺垫，使得朝拜者的虔诚之心愈加强烈，有效的烘托出了佛教建筑的氛围。与之相比较，报恩寺万佛阁所处的地位更加鲜明的展示出这种特征。智化寺位于明代京师，用地相对狭小，建筑空间布局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收放自如，而报恩寺地处明代边陲，地广人稀，四周群山围拱，绿水环绕，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环境特色为建筑艺术的创造奠定了优越的基础。报恩寺山门前宽阔的广场设有两座陀罗尼经幢，成为寺院的前导空间，同时又以高大的月台作为前导空间与寺院主体的过渡。从广场拾级而上，自山门起，经天王殿、大雄宝殿直至万佛阁，建筑形制越来越隆重，依次为：山门五开间单檐悬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五开间重檐歇山顶，万佛阁五开间三重檐，上下二层分别设副阶。同时为了烘托这种渐趋隆重的形制，各进建筑之间形成3个方向不同、尺度递增的院落，天王殿前为一横长的院落，院中横跨三孔石桥，布局较为紧凑。穿过天王殿，以大雄宝殿，两厢的华严殿、大悲殿及周围廊庑围合成一近似方形的宽阔院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过大雄宝殿，以两侧廊庑环绕又形成一座纵长深远的院落。 在两座御碑亭的映衬下，远处屹立着高大的万佛阁，此处空间艺术颇具特色，宗教氛围分外浓厚：首先,两侧通长的廊庑成为视线的引导，使得万佛阁获得了良好的观赏视角；其次,碑亭又与万佛阁形成了体量上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万佛阁的雄健高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处理，使人倍感个人的渺小与神佛的伟大，深切体会到现实世界与彼岸幻境的距离，不由得陡升无限的崇敬之情，从而将佛教建筑的气质充分的展现出来。至此，通过层层殿堂、道道院落的铺陈渲染，使得万佛阁处于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的最高潮，成为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
与报恩寺建造年代最接近（均建造于明正统年间）且布局相似的另一座敕建佛教寺庙——北京智化寺万佛阁同为平面三开间的两层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报恩万佛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出三重檐，而智化寺万佛阁仅底层设副阶，出两重檐，分别为底层副阶出檐和上层出檐。显然，前者的形制比后者隆重，而建造这两座寺庙的主人分别是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正六品）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正四品），根据明代朝廷颁布的制度，建筑形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所以同为皇帝批准的敕修寺庙，六品官主持建造的楼阁等级竟然超越四品官，这也清晰的传达出了批准修建报恩寺的圣旨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本来用意。
万佛阁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式与地方做法的结合，第二，古今做法的共存。万佛阁结构分为主体和副阶这两大部分，作为历经多次重大地震考验而岿然屹立了500多年的木构，主体部分的优异抗震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作为上层副阶主要支撑的平坐部分，在具有典型明代特征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前期的某些形式，从而为我们更好的探索楼阁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万佛阁主体结构采用典型的殿阁式结构,即由屋架层、铺作层和柱框三部分组成。万佛阁在这三大部分中分别运用了出色的结构形式使得整座楼阁获得了优异的抗震性能。其中屋架层采用了四川当地的穿斗式做法，即用脊瓜柱、瓜柱连以穿枋组成草架，而不是官式建筑中常用的三、五、七架梁层叠的方式，万佛阁草架部分的这种用材等级较之于官式建筑显著降低，使得屋架层自重大大减轻，对于稳定结构十分有利。
柱框作为最主要的承重结构，采用通柱造的做法，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在内檐各柱间，上下两层各以枋木串连，形成垂直交叉的方格网，上下两道，就像是两道水平刚性环,增强了抵抗水平荷载的能力。在屋架和柱框之间的铺作层虽然承重作用较唐宋时期降低，但这种斗棋密布的形式，在结构上起到了弹性过梁的作用，使得建筑在抵抗地震波冲击时留够了充足的能量缓冲余地。除此之外，万佛阁所有檐柱、金柱、山柱均采用侧脚，使整个构架产生了向内收进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抗震性能。
万佛阁平坐部分特色鲜明，古风犹存。平坐，据《营造法式》记载，其名有五：“一曰阁道，二曰墱道，三曰飞陛，四曰平坐，五曰平坐。”关于平坐和楼阁的密切关系，刘志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结构》中指出“栈道或复道上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 .....一般的阁都带平坐，这平坐可以说是楼宇格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屋上建屋为楼，平坐上建屋为阁。”由此可见，无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平坐都是楼阁的必要组成部分。
《营造法式》所载之平坐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叉柱造、缠柱造和永定柱造。叉柱造做法，结构自上而下，一层柱框，一层斗拱相重叠，上层柱根插于下层斗拱的大斗之上。在宋代以前的楼阁中常见这样的结构形式，而继承了唐代风格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就属于这种类型。叉柱造在形式上产生了平坐暗层，而暗层的存在可以称得上是叉柱造楼阁的主要特征。对于永定柱造，其特点是二层平坐柱子直接从地立起，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是此种结构的唯一实例。
万佛阁平坐采用于下层副阶挑尖梁上栽童柱，童柱伸出副阶屋盖承托平坐斗拱及二层楼面铺版枋出挑部分的做法，平坐斗拱外跳为五踩重棋计心造，最上层要头支撑铺版枋，铺版枋外遮以雁翅版。斗棋后尾均为实拍拱，层层垫托于铺版枋底。同时以上层楼板和下层天花隔出一暗层空间。这种平坐作法与永定柱造、叉柱造都有联系。首先，支承平坐斗拱的童柱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很可能是从永定柱造演化而来，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童柱不落地而立于挑尖梁上，根据现有明代楼阁实例如智化寺万佛阁和瞿昙寺大鼓楼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做法。但在同时期的楼阁中，像报恩寺万佛阁这样保留平坐暗层的做法又极为罕见。所以万佛阁平坐不仅反映出永定柱造不断演进的结果，并且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叉柱造楼阁的形式特征。这种做法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又蕴含古风，从而为研究古代楼阁结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https://t.cn/z820xsD
（国四 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位于平武报恩寺中轴线上的万佛阁形制宏敞隽伟，结构兼容并蓄，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万佛阁建于一单层须弥座上，外观两层，重檐三滴水。该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均设回廊，即《营造法式》中所称“副阶周匝”。下层回廊外檐柱间三面砌筑砖墙，正面明间、次间设槁扇，稍间砌槛墙。上层回廊立于平坐之上。楼阁主体部分为殿阁式结构，由柱框、铺作层和屋架层叠组成，其中柱框部分采用通柱造，内部金柱、中柱与山柱均采用两整根木以榫卯连接的方法，自台基直达上层天花，在上下层之间以楼板和天花隔出一暗层。
从外形上看，万佛阁由主体和上下两层副阶组成。从结构上分析，该阁可视为是一座加高了的单层殿堂，并在整体空间中进行了竖向的空间划分。
万佛阁外观为两层三重檐的楼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其中下层副阶出檐深远，上层副阶出檐较为狭窄，与上层主体部分出檐基本保持平齐，是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这种布局在中唐后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反映，现存实例以宋代的河北正定隆兴寺为最早，而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置方式。在这种布局中，处在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以智化为例，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在建筑体量与高度上逐渐加大，直至万佛阁前，达到空间序列的高潮。这种布局具有佛教建筑特殊意义，通过建筑在纵深方向的延展，不同尺度院落的逐层铺垫，使得朝拜者的虔诚之心愈加强烈，有效的烘托出了佛教建筑的氛围。与之相比较，报恩寺万佛阁所处的地位更加鲜明的展示出这种特征。智化寺位于明代京师，用地相对狭小，建筑空间布局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收放自如，而报恩寺地处明代边陲，地广人稀，四周群山围拱，绿水环绕，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环境特色为建筑艺术的创造奠定了优越的基础。报恩寺山门前宽阔的广场设有两座陀罗尼经幢，成为寺院的前导空间，同时又以高大的月台作为前导空间与寺院主体的过渡。从广场拾级而上，自山门起，经天王殿、大雄宝殿直至万佛阁，建筑形制越来越隆重，依次为：山门五开间单檐悬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五开间重檐歇山顶，万佛阁五开间三重檐，上下二层分别设副阶。同时为了烘托这种渐趋隆重的形制，各进建筑之间形成3个方向不同、尺度递增的院落，天王殿前为一横长的院落，院中横跨三孔石桥，布局较为紧凑。穿过天王殿，以大雄宝殿，两厢的华严殿、大悲殿及周围廊庑围合成一近似方形的宽阔院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过大雄宝殿，以两侧廊庑环绕又形成一座纵长深远的院落。 在两座御碑亭的映衬下，远处屹立着高大的万佛阁，此处空间艺术颇具特色，宗教氛围分外浓厚：首先,两侧通长的廊庑成为视线的引导，使得万佛阁获得了良好的观赏视角；其次,碑亭又与万佛阁形成了体量上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万佛阁的雄健高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处理，使人倍感个人的渺小与神佛的伟大，深切体会到现实世界与彼岸幻境的距离，不由得陡升无限的崇敬之情，从而将佛教建筑的气质充分的展现出来。至此，通过层层殿堂、道道院落的铺陈渲染，使得万佛阁处于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的最高潮，成为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
与报恩寺建造年代最接近（均建造于明正统年间）且布局相似的另一座敕建佛教寺庙——北京智化寺万佛阁同为平面三开间的两层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报恩万佛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出三重檐，而智化寺万佛阁仅底层设副阶，出两重檐，分别为底层副阶出檐和上层出檐。显然，前者的形制比后者隆重，而建造这两座寺庙的主人分别是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正六品）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正四品），根据明代朝廷颁布的制度，建筑形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所以同为皇帝批准的敕修寺庙，六品官主持建造的楼阁等级竟然超越四品官，这也清晰的传达出了批准修建报恩寺的圣旨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本来用意。
万佛阁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式与地方做法的结合，第二，古今做法的共存。万佛阁结构分为主体和副阶这两大部分，作为历经多次重大地震考验而岿然屹立了500多年的木构，主体部分的优异抗震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作为上层副阶主要支撑的平坐部分，在具有典型明代特征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前期的某些形式，从而为我们更好的探索楼阁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万佛阁主体结构采用典型的殿阁式结构,即由屋架层、铺作层和柱框三部分组成。万佛阁在这三大部分中分别运用了出色的结构形式使得整座楼阁获得了优异的抗震性能。其中屋架层采用了四川当地的穿斗式做法，即用脊瓜柱、瓜柱连以穿枋组成草架，而不是官式建筑中常用的三、五、七架梁层叠的方式，万佛阁草架部分的这种用材等级较之于官式建筑显著降低，使得屋架层自重大大减轻，对于稳定结构十分有利。
柱框作为最主要的承重结构，采用通柱造的做法，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在内檐各柱间，上下两层各以枋木串连，形成垂直交叉的方格网，上下两道，就像是两道水平刚性环,增强了抵抗水平荷载的能力。在屋架和柱框之间的铺作层虽然承重作用较唐宋时期降低，但这种斗棋密布的形式，在结构上起到了弹性过梁的作用，使得建筑在抵抗地震波冲击时留够了充足的能量缓冲余地。除此之外，万佛阁所有檐柱、金柱、山柱均采用侧脚，使整个构架产生了向内收进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抗震性能。
万佛阁平坐部分特色鲜明，古风犹存。平坐，据《营造法式》记载，其名有五：“一曰阁道，二曰墱道，三曰飞陛，四曰平坐，五曰平坐。”关于平坐和楼阁的密切关系，刘志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结构》中指出“栈道或复道上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 .....一般的阁都带平坐，这平坐可以说是楼宇格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屋上建屋为楼，平坐上建屋为阁。”由此可见，无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平坐都是楼阁的必要组成部分。
《营造法式》所载之平坐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叉柱造、缠柱造和永定柱造。叉柱造做法，结构自上而下，一层柱框，一层斗拱相重叠，上层柱根插于下层斗拱的大斗之上。在宋代以前的楼阁中常见这样的结构形式，而继承了唐代风格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就属于这种类型。叉柱造在形式上产生了平坐暗层，而暗层的存在可以称得上是叉柱造楼阁的主要特征。对于永定柱造，其特点是二层平坐柱子直接从地立起，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是此种结构的唯一实例。
万佛阁平坐采用于下层副阶挑尖梁上栽童柱，童柱伸出副阶屋盖承托平坐斗拱及二层楼面铺版枋出挑部分的做法，平坐斗拱外跳为五踩重棋计心造，最上层要头支撑铺版枋，铺版枋外遮以雁翅版。斗棋后尾均为实拍拱，层层垫托于铺版枋底。同时以上层楼板和下层天花隔出一暗层空间。这种平坐作法与永定柱造、叉柱造都有联系。首先，支承平坐斗拱的童柱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很可能是从永定柱造演化而来，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童柱不落地而立于挑尖梁上，根据现有明代楼阁实例如智化寺万佛阁和瞿昙寺大鼓楼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做法。但在同时期的楼阁中，像报恩寺万佛阁这样保留平坐暗层的做法又极为罕见。所以万佛阁平坐不仅反映出永定柱造不断演进的结果，并且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叉柱造楼阁的形式特征。这种做法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又蕴含古风，从而为研究古代楼阁结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https://t.cn/z820xsD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