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狱龟鉴》卷八·矜谨
276、张奎辨牍(王济一事附)张奎密学，初为常州推官，转运使举监衢州酒税。婺州有滞囚，法当死，狱成，再问辄不服，命奎覆案，一视牍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按：奎一视牍而辨之者，谓辨其情理也。人有迹状重而本情轻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今当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理而抵之死耶？此其精明，固能服人。至于矜谨，尤可传世。
王济郎中，为澶州司理掾。时州狱有重囚，临刑称冤，济覆案之，亦得不死。与此类矣。岂非哀矜折狱而然欤？二事并见本传。
277、李允元诛首(袁安一事附)李允元给事，通判宁州时，州卒谋乱，事发，连逮者众。允元极意辨析，止坐首恶数人，诛之。见本传。 按：后汉袁安，举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时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考核，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允元殆有袁安之心欤？事在州郡，辨析固易，然其矜谨亦可嘉也。
278、李应言按妖(荣諲、吴育二事附)李应言谏议为侍御史时，郓州民传妖法者，其党与凡百余人，捕者欲邀功赏，而诬以不轨。命应言往按其事，止诛首谋数人，余悉全活之。
按：荣諲大监为开封府判官时，太康县捕民数十人，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知府贾黯疑其有妖，请杀为首者，余悉流之。諲以为本无妖。黯具奏，并諲议奏之。朝廷以諲议为是，乃流其首，余皆杖之。盖郓州之民传妖法，无不轨事；太康之民事浮屠法，本无妖，故轻重之差如此。若非矜谨，则或以为不轨，而尽诛其党；或以为有妖，而特杀其首，不无枉滥矣。
吴育参政知蔡州时，京师欢言，有妖人数千在州界，诏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则请以巡检兵趋确山索之，育谓曰：“使者欲得妖人还报耶？请留，勿往。此乡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惊疑，奈何？”中使以为然。召之，果至，械送阙下，皆以无罪得释，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谨之大者也。
夫太康所捕有罪，而蔡州所送无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无祈禳事，非“白衣会”，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谨之至，岂能不滥如此哉！三事并见本传。
279、王琪留狱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有司曰：“无足疑者。”琪曰：“第留之。”后十余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殴佃客死，听以减死论。”吏民莫不神服。见王圭丞相所撰墓志。
按：此非思虑所及，盖平时矜谨，故感于梦寐。记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其此之谓欤？
280、王延禧裁赃王延禧朝议，初为岳州沅江令。岁饥，盗起，亲获十余人，赃皆应死，法得迁官。延禧叹曰：“是皆良民，穷而为盗。令既无以业之，又利其死，以为己功，亦何忍哉？”谕被盗者悉裁其赃，盗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孙也。见曾肇内翰所撰墓志。
按：周礼荒政曰：“除盗贼。”谓饥馑盗贼多，不可以不除也。延禧亲获十余人，盖以此耳。邀功希赏，非其本心，故谕被盗者悉裁其赃，使得不死。夫捕盗之官，利盗之死，譬犹“矢人惟恐不伤人”，其术使之然也。虽迁一官，而杀数人，荣不足言，愧何可胜？君子岂忍为是哉！若残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穷而为盗，计赃抵死者，则其获贼受赏，义在惩劝，君子可以无憾也。延禧所捕，实与此异，故窃叹云尔。
折狱龟鉴终于矜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物所迁，斯失之矣。故有利人之死为己之功者，或文致于大辟，或诬入于极典，宁复能存不忍之心，以贷应死之命乎？故着此事矜谨篇末，庶几览者有所警焉。
276、张奎辨牍(王济一事附)张奎密学，初为常州推官，转运使举监衢州酒税。婺州有滞囚，法当死，狱成，再问辄不服，命奎覆案，一视牍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按：奎一视牍而辨之者，谓辨其情理也。人有迹状重而本情轻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今当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理而抵之死耶？此其精明，固能服人。至于矜谨，尤可传世。
王济郎中，为澶州司理掾。时州狱有重囚，临刑称冤，济覆案之，亦得不死。与此类矣。岂非哀矜折狱而然欤？二事并见本传。
277、李允元诛首(袁安一事附)李允元给事，通判宁州时，州卒谋乱，事发，连逮者众。允元极意辨析，止坐首恶数人，诛之。见本传。 按：后汉袁安，举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时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考核，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允元殆有袁安之心欤？事在州郡，辨析固易，然其矜谨亦可嘉也。
278、李应言按妖(荣諲、吴育二事附)李应言谏议为侍御史时，郓州民传妖法者，其党与凡百余人，捕者欲邀功赏，而诬以不轨。命应言往按其事，止诛首谋数人，余悉全活之。
按：荣諲大监为开封府判官时，太康县捕民数十人，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知府贾黯疑其有妖，请杀为首者，余悉流之。諲以为本无妖。黯具奏，并諲议奏之。朝廷以諲议为是，乃流其首，余皆杖之。盖郓州之民传妖法，无不轨事；太康之民事浮屠法，本无妖，故轻重之差如此。若非矜谨，则或以为不轨，而尽诛其党；或以为有妖，而特杀其首，不无枉滥矣。
吴育参政知蔡州时，京师欢言，有妖人数千在州界，诏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则请以巡检兵趋确山索之，育谓曰：“使者欲得妖人还报耶？请留，勿往。此乡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惊疑，奈何？”中使以为然。召之，果至，械送阙下，皆以无罪得释，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谨之大者也。
夫太康所捕有罪，而蔡州所送无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无祈禳事，非“白衣会”，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谨之至，岂能不滥如此哉！三事并见本传。
279、王琪留狱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有司曰：“无足疑者。”琪曰：“第留之。”后十余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殴佃客死，听以减死论。”吏民莫不神服。见王圭丞相所撰墓志。
按：此非思虑所及，盖平时矜谨，故感于梦寐。记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其此之谓欤？
280、王延禧裁赃王延禧朝议，初为岳州沅江令。岁饥，盗起，亲获十余人，赃皆应死，法得迁官。延禧叹曰：“是皆良民，穷而为盗。令既无以业之，又利其死，以为己功，亦何忍哉？”谕被盗者悉裁其赃，盗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孙也。见曾肇内翰所撰墓志。
按：周礼荒政曰：“除盗贼。”谓饥馑盗贼多，不可以不除也。延禧亲获十余人，盖以此耳。邀功希赏，非其本心，故谕被盗者悉裁其赃，使得不死。夫捕盗之官，利盗之死，譬犹“矢人惟恐不伤人”，其术使之然也。虽迁一官，而杀数人，荣不足言，愧何可胜？君子岂忍为是哉！若残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穷而为盗，计赃抵死者，则其获贼受赏，义在惩劝，君子可以无憾也。延禧所捕，实与此异，故窃叹云尔。
折狱龟鉴终于矜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物所迁，斯失之矣。故有利人之死为己之功者，或文致于大辟，或诬入于极典，宁复能存不忍之心，以贷应死之命乎？故着此事矜谨篇末，庶几览者有所警焉。
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 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 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 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 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 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 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 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 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 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 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 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 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 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 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 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 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 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 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 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 亦必无余命也。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 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 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 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 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 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 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 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 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 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 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 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 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 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 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 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 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 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 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 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 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 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 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 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 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 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 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 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 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 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 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 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 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 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 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 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 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 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 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 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 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 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 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 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 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 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 亦必无余命也。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 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 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 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 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 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 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 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 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 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 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 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 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 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 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 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 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 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 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 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 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 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 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 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 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 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 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 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 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 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 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 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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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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