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③·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 发挥战略节点作用，激发活力增创优势】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越是形势复杂严峻，越要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
一直以来，青岛发展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此；面向未来，青岛要不断进阶、迈向更高能级，更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为青岛擘画的蓝图中，“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作为今后五年全市上下全力抓好的十个方面工作之一，进一步明确着这座城市前行的路径、奋进的逻辑。
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时至今日，青岛面对的是在“深水区”求突破、在“无人区”闯新路。如何更充分地发挥青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节点作用，如何通过更深层次改革激发新活力，如何用更高水平开放增创新优势……一道道全新的课题，需要青岛用果敢的探索不断给出“最优解”。
战略节点
开放是青岛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发挥青岛的战略节点作用，则是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彰显最核心的战略选择。
过去的一年，青岛重要开放平台的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合示范区完成进出口总额265亿元，同比增长61.8%，区内贸易主体累计集聚1700余家；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形成了一批覆盖广、收效好的制度性创新成果，29项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青岛市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跨越八千亿元大关，达到8498亿元，跃居全国城市第9位……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逆流，我国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于青岛而言，要发挥战略节点作用，就必须在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不断创新思路、突出重点、系统推进。
推动上合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落实“一核引领、全域联动”工作机制，提升“四个中心”功能，争创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发挥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
推动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每年推出30项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成果，做强大宗商品交易功能，推动航运、贸易、金融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发展。
抓住RCEP生效实施等重大机遇。建设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推进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度合作，提高对外投资发展水平。
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强力推动内外贸融合发展。滚动推出支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着力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贸易主体突破2.5万家，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3万亿元。
持续放大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效应。提升重大展会平台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青岛。
沿着这些维度，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将有力地塑造青岛在新发展格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节点地位。
一个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青岛，才能在开放的大棋局中不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国际门户
以国际视野创新谋划拓展国际开放通道、打造国际交通枢纽，是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重要举措。
去年2月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赋予青岛“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发挥国际枢纽海港作用”等重任，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主轴7走廊8通道”的“京津冀—长三角主轴”“京哈走廊”“京藏走廊”链接青岛，标志着青岛枢纽定位从全国枢纽向国际枢纽跨越提升。
“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是市党代会提出的更为明确的建设方向。
统筹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以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和国际航空枢纽为重点，建设多式联运组织中心。按照《青岛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4年）》，我市将以“补短板、疏瓶颈、强骨干、优衔接”为重点，适度超前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2-2024三年间将集中攻坚重大交通建设项目21个。通过实施上述工程，青岛将加快构建北上融入京津冀、南下联通长三角、西进辐射沿黄流域、东出日韩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完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支持青岛港打造国际枢纽海港。2021年，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3亿吨，排名全国第四；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371万标箱，排名全国第五；海铁联运量连续7年稳居沿海港口城市首位。今后，将在沿黄流域布局更多内陆港，与日韩等境外港口“多港联动”，增强航运集疏运能力，大力发展国际货物中转、集拼等业务，加快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转型升级。
提升胶东国际机场门户枢纽功能。2021年8月，山东省内首个4F级国际机场胶东国际机场建成运营。乘势而上，要充分发挥胶东国际机场地处胶东半岛腹地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垂直零换乘”的交通枢纽优势，加强同铁路、公路、海港的战略协同、资本合作、平台对接、资源共享，提升对半岛区域客货源的虹吸效应，着力打造“陆海空铁邮”集成发展的多式联运中心。未来，将新开、加密国内外客货运航线，打造全国重要的国际中转口岸。完善“五纵五横六连”高速公路网，打造“四网五向”铁路交通网，推进胶东半岛铁路公交化运营。
着眼于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辐射能级，青岛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既是国家层面的枢纽蓝图，也是城市顶层空间规划推进的新战略，对今后产业发展布局、城市功能空间等都是一次新的机遇。
向深处改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动能加快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过去一年，青岛完成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任务。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探索建立市属企业匹配城市发展战略机制。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持续探索创新，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新登记市场主体30.1万户，入选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首批创建城市。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新增上市公司15 家，私募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600亿元，直接融资1317亿元。
眼下，青岛进一步明确，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在产业集聚、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转化、数字青岛建设、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推出一批高水平制度创新举措，构建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创建国家民营经济示范城市，营造尊重企业家、厚待投资者的浓厚氛围。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市与区（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机制。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大国家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效应，加大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数字人民币等创新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市党代会部署要求的这些重点领域改革，将有助于打通生产要素流动梗阻，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为青岛在城市经济“竞速”中赢得发展先机。
一流环境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而这种要素粘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营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营商环境就是城市发展的“先手棋”、释放活力的“稳定器”，也是一场城市间持续进行的“同题考试”。
2020年，青岛在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第11位，较上年提升8个位次；2021年末，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95.4万户，比上年末增长8.2%，市场活力稳步增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着眼未来，市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青岛要“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精准服务企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四个全生命周期”，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优质温馨的服务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码通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快捷。强化政策服务供给，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滚动推出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升级“政策通”“融资通”平台，让企业享受到更多政策红利。
蓝图已经绘就，只有将各项工作抓在手上、干到实处，才能蹄疾步稳，擦亮青岛营商环境底色，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供坚实保障。
闯关夺隘拓新局，正是扬帆搏浪时。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改革开放带来澎湃动能，我们也一定能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为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不竭动力。（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周建亮 余 博）
一直以来，青岛发展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此；面向未来，青岛要不断进阶、迈向更高能级，更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为青岛擘画的蓝图中，“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作为今后五年全市上下全力抓好的十个方面工作之一，进一步明确着这座城市前行的路径、奋进的逻辑。
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时至今日，青岛面对的是在“深水区”求突破、在“无人区”闯新路。如何更充分地发挥青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节点作用，如何通过更深层次改革激发新活力，如何用更高水平开放增创新优势……一道道全新的课题，需要青岛用果敢的探索不断给出“最优解”。
战略节点
开放是青岛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发挥青岛的战略节点作用，则是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彰显最核心的战略选择。
过去的一年，青岛重要开放平台的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合示范区完成进出口总额265亿元，同比增长61.8%，区内贸易主体累计集聚1700余家；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形成了一批覆盖广、收效好的制度性创新成果，29项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青岛市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跨越八千亿元大关，达到8498亿元，跃居全国城市第9位……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逆流，我国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于青岛而言，要发挥战略节点作用，就必须在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不断创新思路、突出重点、系统推进。
推动上合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落实“一核引领、全域联动”工作机制，提升“四个中心”功能，争创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发挥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
推动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每年推出30项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成果，做强大宗商品交易功能，推动航运、贸易、金融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发展。
抓住RCEP生效实施等重大机遇。建设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推进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度合作，提高对外投资发展水平。
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强力推动内外贸融合发展。滚动推出支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着力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贸易主体突破2.5万家，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3万亿元。
持续放大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效应。提升重大展会平台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青岛。
沿着这些维度，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将有力地塑造青岛在新发展格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节点地位。
一个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青岛，才能在开放的大棋局中不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国际门户
以国际视野创新谋划拓展国际开放通道、打造国际交通枢纽，是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重要举措。
去年2月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赋予青岛“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发挥国际枢纽海港作用”等重任，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主轴7走廊8通道”的“京津冀—长三角主轴”“京哈走廊”“京藏走廊”链接青岛，标志着青岛枢纽定位从全国枢纽向国际枢纽跨越提升。
“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是市党代会提出的更为明确的建设方向。
统筹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以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和国际航空枢纽为重点，建设多式联运组织中心。按照《青岛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4年）》，我市将以“补短板、疏瓶颈、强骨干、优衔接”为重点，适度超前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2-2024三年间将集中攻坚重大交通建设项目21个。通过实施上述工程，青岛将加快构建北上融入京津冀、南下联通长三角、西进辐射沿黄流域、东出日韩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完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支持青岛港打造国际枢纽海港。2021年，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3亿吨，排名全国第四；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371万标箱，排名全国第五；海铁联运量连续7年稳居沿海港口城市首位。今后，将在沿黄流域布局更多内陆港，与日韩等境外港口“多港联动”，增强航运集疏运能力，大力发展国际货物中转、集拼等业务，加快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转型升级。
提升胶东国际机场门户枢纽功能。2021年8月，山东省内首个4F级国际机场胶东国际机场建成运营。乘势而上，要充分发挥胶东国际机场地处胶东半岛腹地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垂直零换乘”的交通枢纽优势，加强同铁路、公路、海港的战略协同、资本合作、平台对接、资源共享，提升对半岛区域客货源的虹吸效应，着力打造“陆海空铁邮”集成发展的多式联运中心。未来，将新开、加密国内外客货运航线，打造全国重要的国际中转口岸。完善“五纵五横六连”高速公路网，打造“四网五向”铁路交通网，推进胶东半岛铁路公交化运营。
着眼于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辐射能级，青岛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既是国家层面的枢纽蓝图，也是城市顶层空间规划推进的新战略，对今后产业发展布局、城市功能空间等都是一次新的机遇。
向深处改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动能加快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过去一年，青岛完成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任务。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探索建立市属企业匹配城市发展战略机制。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持续探索创新，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新登记市场主体30.1万户，入选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首批创建城市。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新增上市公司15 家，私募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600亿元，直接融资1317亿元。
眼下，青岛进一步明确，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在产业集聚、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转化、数字青岛建设、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推出一批高水平制度创新举措，构建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创建国家民营经济示范城市，营造尊重企业家、厚待投资者的浓厚氛围。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市与区（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机制。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大国家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效应，加大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数字人民币等创新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市党代会部署要求的这些重点领域改革，将有助于打通生产要素流动梗阻，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为青岛在城市经济“竞速”中赢得发展先机。
一流环境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而这种要素粘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营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营商环境就是城市发展的“先手棋”、释放活力的“稳定器”，也是一场城市间持续进行的“同题考试”。
2020年，青岛在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第11位，较上年提升8个位次；2021年末，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95.4万户，比上年末增长8.2%，市场活力稳步增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着眼未来，市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青岛要“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精准服务企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四个全生命周期”，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优质温馨的服务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码通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快捷。强化政策服务供给，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滚动推出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升级“政策通”“融资通”平台，让企业享受到更多政策红利。
蓝图已经绘就，只有将各项工作抓在手上、干到实处，才能蹄疾步稳，擦亮青岛营商环境底色，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供坚实保障。
闯关夺隘拓新局，正是扬帆搏浪时。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改革开放带来澎湃动能，我们也一定能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为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不竭动力。（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周建亮 余 博）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礼记郑注汇校》，王锷汇校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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