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川胜义雄的《魏晋南北朝》。
其实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一直都存在着两种观点，即“南朝化论”和“北朝主流论”，二者均是站在隋唐的视角来看的，主要想讨论的问题也是，在南北朝之间，究竟是谁对隋唐的影响更大。而学者们所讨论的“影响”往往集中在制度方面。
川胜义雄这本书避开了这个问题。虽然在撰写中，是以南朝为主流，循着曹魏-西晋-东晋-南朝的脉络，对其首先进行叙述，但关于南北朝对隋唐的影响的问题，作者分了两个部分来谈：在南朝，具有商人背景的寒门子弟进入朝廷，富商巨贾出现，南朝发展出了先进的商业模式，水利与漕运进一步为开拓其经济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是货币经济获得了发展，这一发展至隋唐仍在继续；而北朝的官制政策、民族关系与意识形态，是隋唐建立的社会基础，最终在北周、北齐、南朝三方制度的渊源之下，形成了隋唐的制度——这一点为陈寅恪先生所提出。
除此之外，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开篇前两章的部分，作者就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战国时期的日本、罗马末期的地中海世界相比较，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古代政权之实质是文人政权，为什么掌有知识权的人们在治理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而并非完全由夺取天下的武人所统辖？为什么地中海古典世界会崩溃，被分割成三个文明圈，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缘意义上的所谓“中国”被缩小了（以六朝为主线来看的话），而中国文化圈反而扩大了，文化的力量不但未曾因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反而像涟漪一样在周边地区留下深刻的影响？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相融通的，其根本就在于被我们称为“士族”，而被作者称为“知识人”的这一人群，他们未曾随着朝代的湮灭而远离历史舞台，而是以自己的知识为凭依，在不同的时代持之以恒地宣扬着自己的治国观念，以此为基础推动了吏治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试图使处于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之下的胡族政权转型为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贵族制国家。这样的人群在两晋南北朝的朝廷中一直存在，从王猛，到崔浩、高允，乃至于祖珽（对不起），他们是自己所出身的阶级与群体的代表，同时也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使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背景能够获得传播。

另外，还有一些我自己曾经没有注意到，而今被作者拎出来，而令我非常感慨的内容。
作者在讨论东吴时，提出了屯田制的军事制度对东吴军队之组成的影响。东吴建立时，所依仗的将领都是有“食邑”和门客的武人，“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将领们更近似于中世纪的领主，所率都是私兵，这些兵士并非直接由国家统辖、调配，故而与其将领具有极高的粘着性。而陆逊是出身于吴郡士族的将领，东汉地方豪族的背景使之原本就拥有坚实的征兵基础，这些兵士不完全忠于以孙权为代表的中心政权，而是更忠于其领主，所以陆逊等人和孙权本质上是合作关系，而政权的建立又使得孙权要将其确立为君臣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为对方的力量而感到忌惮——忌惮来源于无法完全拥有其管辖权的“不可控”之感。
而东晋顾荣选择向晋元帝俯首，也是因为在西晋崩溃之际，以顾荣、周玘为代表的，平定陈敏之乱后的江东豪族面临着周馥的军事压力，想要恢复江东的平静与安定，就需要一个名义来维护周边的秩序。于是晋元帝和顾荣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总之看完就，挺喜欢的，主要是很多问题都讲得很清楚，看完也能整明白了。
以上。

施暴者往往高高在上理所应当的样子，年龄小成为它永远的借口，当成年后，回忆自己儿时的恶劣行为，也只会觉得被施暴者是活该被群体一起欺负，霸凌也被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很符合“黑羊效应”啊，可是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无人会溯及既往承认错误，正如无人会探究被施暴者或是家庭或是心理方面的深层因素。他们总高声斥责“被害者有罪论”的离谱性，却终不敢承认自己也是这一类人。虽说人都是群居动物，社交无可避免，可是如今大多数也都是浮于表面、人云亦云，鲜有能够独立思考的。

以前觉得马主和马粪不配为丽和丽粉所谓对家，是因为本质就不是一个level上的人，丽的实力和流量都早甩她地球一圈了，所以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们。
现在更是觉得和这样一群自上而下价值观扭曲，人格污浊的群体连被一同提起都是侮辱。这是一群不信真善美，以最大恶意揣度他人成就的群体，更是一群唯阴谋论的群体，更更是一群完全瞧不起底层摸爬人类的群体，与这样的群体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不想与之同流。如今，是真的作为路人，都恶心的程度。
幂，幂粉，真的，你们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