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身四土，由心变造】
华严经云，能随染净缘，具造十法界。谓真如性中所具九法界，能随染缘，造事中九法界，真如性中所具佛法界，能随净缘，造事中佛法界。所以能者，正由性具，性若不具，何所称能。天台家言，并由理具，方有事用，此之谓也。是知事中十法界三身四土，悉由真如随缘变造，既曰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则事中染净身土，当体即真，无一丝毫可加损于其间者。楞严经云，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是也。若然，则娑婆极乐，此世众生，当生九品，弥陀已成吾心当果，悉由心性之所变造。心具而造，岂分能所，即心是佛，即佛是心，即心是土，即土是心，即心是果，即果是心，能造因缘，及所造法，当处皆是心性，故明此宗而求生乐土者，乃生与无生两冥之至道也。
◎介尔之心，居于方寸，何能包许远佛土
净土生无生论
介尔之心，昧者谓小达人大观，真妄无二，盖此妄心，全性而起，性既无边，心亦无际性如大海，心如浮沤。全海为沤，沤还匝海。盖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既曰随缘不变，岂可以真妄而局大小哉。
◎才举心念，即便圆成
净土生无生论
盖诸佛乃悟众生心内诸佛。众生乃迷诸佛心内众生。所以悟者，悟众生本具性体性量性具也。所以迷者，迷诸佛所证性体性量性具也。心性之妙，岂受其迷，迷而不迷，斯言有在，故众生本有性体，即诸佛所证法身。性量即报身，性具即应身，四智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等功德，会合可知。故古德云，诸佛心内众生，尘尘极乐。众生心内诸佛，念念证真。故弥陀即我心，我心即弥陀未举念时，早已成就。才举心念，即便圆成。感应道交，为有此理。故念佛人，功不唐捐。
◎唯心念佛法门（解脱长者示善财）
净土生无生论
十万亿佛土不远，而弹指顷不近。以心法无形，贯满十方，无远近故。娑婆众生，耳根最利，非五根所能及。试于耳根中观之，如危楼百尺，洪钟在□，遥杵一击，声闻百里，声既不来，耳亦不往。声闻同时，历历现前。讵非唯心之明验乎。非唯土是唯心。而土中之佛，亦唯心现，故无量寿经云，佛告阿难，汝起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阿难禀教，正面西向，五体投地，即见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威德巍巍，如须弥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彼见此土，亦复如是。夫礼拜之顷，举念即见阿弥陀佛，放光普照者，是亦唯心之明征也。又解脱长者，示善财唯心念佛法门云。我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乃至云，然彼如来不来至此，我身亦不往诣于彼，知一切佛，及与我心，悉皆如梦如影，如幻如响，我如是知，如是忆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夫由自心者，一法界心也。既云知一切佛，及与我心，悉如梦等，则若佛若心，皆从一法界真心现起，当体寂灭，故无来往也。清凉国师云，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随所念，无非佛矣。况无境非心，无心非佛，加以志一不挠，精诣造微。佛应克诚，于何不见。问，即佛之心，为如梦心，为法界心，答，达得心佛是梦，则当处寂灭，即法界心，非有二也。
◎真如本体离一切相，云何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
净土生无生论
西方依正庄严，皆性功德者。起信论云，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际生，非后际灭。从本已来，自性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故，自性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法身。虽有此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昧，唯一真如云云。由此观之。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二报，功德庄严，如弥陀经中，珠网丽天，琼林矗地，池流八德，莲吐四光，天乐韵于六时，祴华散于亿刹，化禽演道品，风树传法音，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是极乐国土依报庄严也。又如相好八万，举光明以遍收，功德喻沙，言寿命以统括。成佛十劫，简过未以释疑。声闻皆发大心，菩萨多居补处。生者咸归于定聚，趣途即预于阿鞞。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是寿尊一佛二菩萨，及海会眷属等正报庄严也。如上依正二报无量功德，原非他物，乃是真如体上本有之性功德。
——以上所有摘于隋.智者大师《净土生无生论》
华严经云，能随染净缘，具造十法界。谓真如性中所具九法界，能随染缘，造事中九法界，真如性中所具佛法界，能随净缘，造事中佛法界。所以能者，正由性具，性若不具，何所称能。天台家言，并由理具，方有事用，此之谓也。是知事中十法界三身四土，悉由真如随缘变造，既曰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则事中染净身土，当体即真，无一丝毫可加损于其间者。楞严经云，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是也。若然，则娑婆极乐，此世众生，当生九品，弥陀已成吾心当果，悉由心性之所变造。心具而造，岂分能所，即心是佛，即佛是心，即心是土，即土是心，即心是果，即果是心，能造因缘，及所造法，当处皆是心性，故明此宗而求生乐土者，乃生与无生两冥之至道也。
◎介尔之心，居于方寸，何能包许远佛土
净土生无生论
介尔之心，昧者谓小达人大观，真妄无二，盖此妄心，全性而起，性既无边，心亦无际性如大海，心如浮沤。全海为沤，沤还匝海。盖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既曰随缘不变，岂可以真妄而局大小哉。
◎才举心念，即便圆成
净土生无生论
盖诸佛乃悟众生心内诸佛。众生乃迷诸佛心内众生。所以悟者，悟众生本具性体性量性具也。所以迷者，迷诸佛所证性体性量性具也。心性之妙，岂受其迷，迷而不迷，斯言有在，故众生本有性体，即诸佛所证法身。性量即报身，性具即应身，四智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等功德，会合可知。故古德云，诸佛心内众生，尘尘极乐。众生心内诸佛，念念证真。故弥陀即我心，我心即弥陀未举念时，早已成就。才举心念，即便圆成。感应道交，为有此理。故念佛人，功不唐捐。
◎唯心念佛法门（解脱长者示善财）
净土生无生论
十万亿佛土不远，而弹指顷不近。以心法无形，贯满十方，无远近故。娑婆众生，耳根最利，非五根所能及。试于耳根中观之，如危楼百尺，洪钟在□，遥杵一击，声闻百里，声既不来，耳亦不往。声闻同时，历历现前。讵非唯心之明验乎。非唯土是唯心。而土中之佛，亦唯心现，故无量寿经云，佛告阿难，汝起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阿难禀教，正面西向，五体投地，即见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威德巍巍，如须弥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彼见此土，亦复如是。夫礼拜之顷，举念即见阿弥陀佛，放光普照者，是亦唯心之明征也。又解脱长者，示善财唯心念佛法门云。我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乃至云，然彼如来不来至此，我身亦不往诣于彼，知一切佛，及与我心，悉皆如梦如影，如幻如响，我如是知，如是忆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夫由自心者，一法界心也。既云知一切佛，及与我心，悉如梦等，则若佛若心，皆从一法界真心现起，当体寂灭，故无来往也。清凉国师云，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随所念，无非佛矣。况无境非心，无心非佛，加以志一不挠，精诣造微。佛应克诚，于何不见。问，即佛之心，为如梦心，为法界心，答，达得心佛是梦，则当处寂灭，即法界心，非有二也。
◎真如本体离一切相，云何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
净土生无生论
西方依正庄严，皆性功德者。起信论云，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际生，非后际灭。从本已来，自性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故，自性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法身。虽有此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昧，唯一真如云云。由此观之。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二报，功德庄严，如弥陀经中，珠网丽天，琼林矗地，池流八德，莲吐四光，天乐韵于六时，祴华散于亿刹，化禽演道品，风树传法音，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是极乐国土依报庄严也。又如相好八万，举光明以遍收，功德喻沙，言寿命以统括。成佛十劫，简过未以释疑。声闻皆发大心，菩萨多居补处。生者咸归于定聚，趣途即预于阿鞞。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是寿尊一佛二菩萨，及海会眷属等正报庄严也。如上依正二报无量功德，原非他物，乃是真如体上本有之性功德。
——以上所有摘于隋.智者大师《净土生无生论》
南岳下二世马祖一禅师法嗣百丈怀海禅师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者，福州长乐人也。姓王氏。丱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阐化江西，乃倾心依附，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时三大士为角立焉。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 “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自此雷音将震，檀信，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既处之，未期月，参玄之宾，四方麇至。沩山黄檗当其首。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檗便礼拜。﹝沩山问仰山：“百丈再参马祖因缘，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显大机大用。”沩云：“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几人得大机，几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余者尽是唱导之师。”沩云：“如是，如是。”﹞有僧哭入法堂来。师曰：“作么？”曰：“父母俱丧，请师选日。”师曰：“明日来，一时埋却。” 沩山、五峰、云岩侍立次，师问沩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山曰：“却请和尚道。”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又问五峰。峰曰：“和尚也须并却。”师曰：“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曰：“和尚有也未？”师曰：“丧我儿孙。”师谓众曰：“我要一人，传语西堂，阿谁去得？”五峰曰：“某甲去。”师曰：“汝作么生传语？”峰曰：“待见西堂，即道。”师曰：“见后道甚么？”峰曰：“却来说似和尚。”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师问：“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对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身。”师曰：“汝问。”老人曰：“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曰：“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乞依亡僧津送。” 师令维那白椎告众，食后送亡僧。大众聚议，一众皆安，涅槃堂又无病人，何故如是？
食后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檗便问：“古人错祗对一转语，堕五百生野狐身。转转不错，合作个甚么？”师曰：“近前来！向汝道。”檗近前，打师一掌。师拍手笑曰：“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沩山举问仰山，仰曰：“黄檗常用此机。”沩曰：“汝道天生得，从人得。”仰曰：“亦是禀受师承，亦是自性宗通。”沩曰：“如是，如是。”﹞时沩山在会下作典座。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座撼门扇三下。司马曰：“太生。”座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问：“如何是奇特事？”师曰：
“独坐大雄峰。”僧礼拜，师便打。上堂：“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问：“如何是佛？”师曰：“汝是阿谁？”曰：“某甲。”师曰：“汝识某甲否？”曰：“分明个。”师乃举起拂子曰： “汝还见么？”曰：“见。”师乃不语。普请钁地次，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钁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甚么道理，便恁么？”曰：“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师曰：“固守动静，三世佛冤。 此外别求，即同魔说。”因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即且置，无问无答时如何？”堂曰：“怕烂却那。”师闻举，乃曰：“从来疑这个老兄。”曰：“请和尚道。”师曰：“一合相不可得。”师谓众曰：“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众无对。云岩问：“和尚每日区区为阿谁？”师曰：“有一人要。”岩曰： “因甚么不教伊自作。”师曰：“他无家活。”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师曰：“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过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问：“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师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亦非空有，亦非善恶，与诸染法相应，名人天二乘界。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缚脱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诸妄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名闻利养衣食，不贪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无亲无爱，苦乐平怀，衣遮寒，粝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聋，稍有相应分。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故经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界所缚，不被有漏所拘。他时还以无因缚为因，同事利益。以无著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亦云应病与药。”问：“如今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否？”师曰：“少分解脱，未得心解脱，亦未得一切处解脱。”曰：“如何是心解脱及一切处解脱？”师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欣天堂、畏地狱，缚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处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净，便以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门、无漏解脱，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须猛究取，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发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慞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么时节，整理手脚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俱时现前。尽敷严好舍宅，舟船车轝，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著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未定。”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悭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鉴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汝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会得，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贪瞋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义句知解。知解属贪，贪变成病。祇如今但离一切有无诸法，亦离于离，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祇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若要福智，临时作得。撮土成金，撮金为土，变海水为酥酪，破须弥为微尘，摄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伏惟珍重。” 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曰：“是甚么？”﹝药山目之为百丈下堂句。﹞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归寂，谥大智禅师，塔曰大宝胜轮。
食后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檗便问：“古人错祗对一转语，堕五百生野狐身。转转不错，合作个甚么？”师曰：“近前来！向汝道。”檗近前，打师一掌。师拍手笑曰：“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沩山举问仰山，仰曰：“黄檗常用此机。”沩曰：“汝道天生得，从人得。”仰曰：“亦是禀受师承，亦是自性宗通。”沩曰：“如是，如是。”﹞时沩山在会下作典座。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座撼门扇三下。司马曰：“太生。”座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问：“如何是奇特事？”师曰：
“独坐大雄峰。”僧礼拜，师便打。上堂：“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问：“如何是佛？”师曰：“汝是阿谁？”曰：“某甲。”师曰：“汝识某甲否？”曰：“分明个。”师乃举起拂子曰： “汝还见么？”曰：“见。”师乃不语。普请钁地次，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钁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甚么道理，便恁么？”曰：“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师曰：“固守动静，三世佛冤。 此外别求，即同魔说。”因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即且置，无问无答时如何？”堂曰：“怕烂却那。”师闻举，乃曰：“从来疑这个老兄。”曰：“请和尚道。”师曰：“一合相不可得。”师谓众曰：“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众无对。云岩问：“和尚每日区区为阿谁？”师曰：“有一人要。”岩曰： “因甚么不教伊自作。”师曰：“他无家活。”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师曰：“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过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问：“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师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亦非空有，亦非善恶，与诸染法相应，名人天二乘界。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缚脱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诸妄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名闻利养衣食，不贪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无亲无爱，苦乐平怀，衣遮寒，粝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聋，稍有相应分。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故经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界所缚，不被有漏所拘。他时还以无因缚为因，同事利益。以无著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亦云应病与药。”问：“如今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否？”师曰：“少分解脱，未得心解脱，亦未得一切处解脱。”曰：“如何是心解脱及一切处解脱？”师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欣天堂、畏地狱，缚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处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净，便以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门、无漏解脱，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须猛究取，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发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慞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么时节，整理手脚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俱时现前。尽敷严好舍宅，舟船车轝，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著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未定。”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悭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鉴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汝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会得，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贪瞋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义句知解。知解属贪，贪变成病。祇如今但离一切有无诸法，亦离于离，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祇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若要福智，临时作得。撮土成金，撮金为土，变海水为酥酪，破须弥为微尘，摄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伏惟珍重。” 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曰：“是甚么？”﹝药山目之为百丈下堂句。﹞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归寂，谥大智禅师，塔曰大宝胜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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