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钱穆: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 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于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
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顾，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虽对事理本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因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记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因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竞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于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于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境界。孔于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 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占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惑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已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已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已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之不对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逾分。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全，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因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已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
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义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我者惟天。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为学者所当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钱穆: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 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于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
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顾，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虽对事理本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因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记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因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竞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于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于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境界。孔于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 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占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惑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已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已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已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之不对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逾分。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全，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因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已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
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义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我者惟天。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为学者所当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
李商隐的禅诗佛缘
《忆住一师》
李商隐
无事经年别远公，帝城钟晓忆西峰。
烟炉销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
《华师》
李商隐
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
院门昼锁回廊静，秋日当阶柿叶阴。
李商隐一生虽然才华横溢，文采超群，但却是失意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甚至可以说是悲苦的一生。他仕途坎坷，就是在二十六岁求助令狐绹登第之后，也是郁郁不得志，最高只做过六品太学博士。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寄人篱下，做别人的幕僚和书记官。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往往需人接济，几十年都是在萎蘼不振、郁郁寡欢中度过。他渴望试图改变这种不堪的命运和颓废的心境，期求幸福与快乐。为此，他到玉阳山中求仙访道。但多年修炼求索，却又迷茫困顿，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驱散心中的疑云，反而频添葛藤。
大中五年（851），李商隐随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入川任节度书记官。在此他有幸遇到了佛门大德智玄国师，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生活。据《宋高僧传》记载：“有李商隐者—代文宗，时无论辈，常方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又据《佛祖统纪》记载：“智玄大师俗姓陈，咸通四年总政救门事，号悟达国师。帝幸安国寺，赐师沉香宝座。僖宗中和二年幸蜀，召师赴行在，后辞退九龙山。师三学洞真，名盖一时，世称陈菩萨。”智玄大师是当时著名大德，法门龙象，很受唐皇器重，拜为国师，授予释、道、儒三教首座，佛教两衔僧禄，他不仅统领全国佛教僧众，也是释、道、儒三教共尊的大德。李商隐正式皈依智玄大师不久，他偶患眼疾，多方医治不愈，痛苦难耐，后求助智玄大师授其《天眼偈》三章。李商隐依教奉行，昼夜礼诵，虔诚不殆，不日疾愈如初。从此，李商隐对佛法深信不疑，常追随大师住寺为“行者”。他在《樊南乙集序》中写道：“三年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扫地打钟，为清凉山行者。”并且“自出财俸，于长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化经》七卷。”李商隐平时疲于奔命，生活拮据，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资养，他为佛法肯出巨资，实在难得。
大中五年冬，李商隐四十岁时，爱妻突然病故，擞下一对儿女无人照料，为了活计，他忍痛南下四川。此时的李商隐深深感到了生命脆微，人生苦短，祸福难料，兴衰相伴，苦空无常。认识到欲求解脱，只有一心向道精进修学才是正途。于是常常住寺为行者，青灯黄卷，扫地打钟，精进修行。很快对无上甚深的佛法妙理和因果缘起有了深刻的认知。他的诗作风格与前迥然不同，完全畅游在佛法大海之中，吸吮着自救的法味，赞佛颂法自明心地的诗文，成了他诗作的主流。
如五言律诗《北青萝》：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磐，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李商隐常在寺院与僧人相伴修行，看到“残阳”“落叶”“寒雪”的生来无常，同时感到这大千世界不过如微尘一样渺小和空幻，这世事人生还有什么爱与憎、苦和乐可执着和放不下呢？如此洒脱、自在的诗句在过去没有的，读来耳目一新。
再如《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首灯。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者病僧。
大海龙官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诗人因六时用石莲花供佛，时常想念同修楚公，劝其不可以执着于深山老林独处苦修，虽然可以达到自我解脱的境界，但它好比龙宫的广大和诸天雁塔的高崇，并非是真正的无限。诗中最后—句说，修到大阿罗汉的鹙子（舌利弗），若不能回小向大，修大乘的菩萨道，他就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究竟佛果。可见此时的李商隐对大、小、偏、圆的佛法理念，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和正确的把握。再看他的一首《题僧壁》看出他舍生求道的决心和正知见的修行见地。
《题僧壁》曰：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 思新桂，琥珀初成问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因果经》说：“菩萨昔以头目脑髓施于人，为求无上正真之道。”诗人正是在追踪前贤“乞脑剜身”的大乘菩萨精神。可以看出他对佛法的大能现小、小能容大、圆融无碍的佛法见地和高远大气的思想境界，以及“舍生求道”实践他过去、现在、未来累世修行成佛的坚强决心。所以，人们称此诗是李商隐对佛法最透彻认知的了义之作。李商隐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远的修学境界，并能写出那么多富有深意的佛学诗文，首先是他深厚的慧根和累世精进的修为，但与他的恩师智玄国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当他老师圆寂之后，他常行香祭拜，不忘师恩。他的一首《送臻师》渗透着他对恩师无限眷恋之情和发愿追随共同往生成佛的决心。
《送臻师》曰：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李商隐佛缘深厚，发心纯正，入佛之后心精进修行，至死不移，临终萌生出尘之志。大中十二年，在荥阳家中养病时，寄信给他的师兄、著名高僧僧彻大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可惜此时他已病人膏盲，为时已晚，但他一心向佛之心天地可鉴。
诗人后期的大量诗作，反映了他在佛法深透义理薰修之下，了悟人生苦空无常的实相见地，同时彻底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受伤、悲怨、颓废无奈的心境，而步人了—个开朗明快、自由自在的清净王国。若回过头来再去翻看那些被历史毁誉参半的评述，还有什么意义呢？李商隐死后，陕西风翔府的佛门信众，在为智玄法师建庙塑像时，特地为李商隐也造了—尊手持拂尘的塑像，侍立在智玄法师的身旁，以示永远纪念他们师徒二人。这也了却李商隐临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的心愿，同时也说明人们对李商隐修学佛法境界的肯定和人格的尊重。
《忆住一师》
李商隐
无事经年别远公，帝城钟晓忆西峰。
烟炉销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
《华师》
李商隐
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
院门昼锁回廊静，秋日当阶柿叶阴。
李商隐一生虽然才华横溢，文采超群，但却是失意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甚至可以说是悲苦的一生。他仕途坎坷，就是在二十六岁求助令狐绹登第之后，也是郁郁不得志，最高只做过六品太学博士。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寄人篱下，做别人的幕僚和书记官。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往往需人接济，几十年都是在萎蘼不振、郁郁寡欢中度过。他渴望试图改变这种不堪的命运和颓废的心境，期求幸福与快乐。为此，他到玉阳山中求仙访道。但多年修炼求索，却又迷茫困顿，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驱散心中的疑云，反而频添葛藤。
大中五年（851），李商隐随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入川任节度书记官。在此他有幸遇到了佛门大德智玄国师，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生活。据《宋高僧传》记载：“有李商隐者—代文宗，时无论辈，常方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又据《佛祖统纪》记载：“智玄大师俗姓陈，咸通四年总政救门事，号悟达国师。帝幸安国寺，赐师沉香宝座。僖宗中和二年幸蜀，召师赴行在，后辞退九龙山。师三学洞真，名盖一时，世称陈菩萨。”智玄大师是当时著名大德，法门龙象，很受唐皇器重，拜为国师，授予释、道、儒三教首座，佛教两衔僧禄，他不仅统领全国佛教僧众，也是释、道、儒三教共尊的大德。李商隐正式皈依智玄大师不久，他偶患眼疾，多方医治不愈，痛苦难耐，后求助智玄大师授其《天眼偈》三章。李商隐依教奉行，昼夜礼诵，虔诚不殆，不日疾愈如初。从此，李商隐对佛法深信不疑，常追随大师住寺为“行者”。他在《樊南乙集序》中写道：“三年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扫地打钟，为清凉山行者。”并且“自出财俸，于长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化经》七卷。”李商隐平时疲于奔命，生活拮据，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资养，他为佛法肯出巨资，实在难得。
大中五年冬，李商隐四十岁时，爱妻突然病故，擞下一对儿女无人照料，为了活计，他忍痛南下四川。此时的李商隐深深感到了生命脆微，人生苦短，祸福难料，兴衰相伴，苦空无常。认识到欲求解脱，只有一心向道精进修学才是正途。于是常常住寺为行者，青灯黄卷，扫地打钟，精进修行。很快对无上甚深的佛法妙理和因果缘起有了深刻的认知。他的诗作风格与前迥然不同，完全畅游在佛法大海之中，吸吮着自救的法味，赞佛颂法自明心地的诗文，成了他诗作的主流。
如五言律诗《北青萝》：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磐，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李商隐常在寺院与僧人相伴修行，看到“残阳”“落叶”“寒雪”的生来无常，同时感到这大千世界不过如微尘一样渺小和空幻，这世事人生还有什么爱与憎、苦和乐可执着和放不下呢？如此洒脱、自在的诗句在过去没有的，读来耳目一新。
再如《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首灯。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者病僧。
大海龙官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诗人因六时用石莲花供佛，时常想念同修楚公，劝其不可以执着于深山老林独处苦修，虽然可以达到自我解脱的境界，但它好比龙宫的广大和诸天雁塔的高崇，并非是真正的无限。诗中最后—句说，修到大阿罗汉的鹙子（舌利弗），若不能回小向大，修大乘的菩萨道，他就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究竟佛果。可见此时的李商隐对大、小、偏、圆的佛法理念，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和正确的把握。再看他的一首《题僧壁》看出他舍生求道的决心和正知见的修行见地。
《题僧壁》曰：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 思新桂，琥珀初成问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因果经》说：“菩萨昔以头目脑髓施于人，为求无上正真之道。”诗人正是在追踪前贤“乞脑剜身”的大乘菩萨精神。可以看出他对佛法的大能现小、小能容大、圆融无碍的佛法见地和高远大气的思想境界，以及“舍生求道”实践他过去、现在、未来累世修行成佛的坚强决心。所以，人们称此诗是李商隐对佛法最透彻认知的了义之作。李商隐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远的修学境界，并能写出那么多富有深意的佛学诗文，首先是他深厚的慧根和累世精进的修为，但与他的恩师智玄国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当他老师圆寂之后，他常行香祭拜，不忘师恩。他的一首《送臻师》渗透着他对恩师无限眷恋之情和发愿追随共同往生成佛的决心。
《送臻师》曰：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李商隐佛缘深厚，发心纯正，入佛之后心精进修行，至死不移，临终萌生出尘之志。大中十二年，在荥阳家中养病时，寄信给他的师兄、著名高僧僧彻大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可惜此时他已病人膏盲，为时已晚，但他一心向佛之心天地可鉴。
诗人后期的大量诗作，反映了他在佛法深透义理薰修之下，了悟人生苦空无常的实相见地，同时彻底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受伤、悲怨、颓废无奈的心境，而步人了—个开朗明快、自由自在的清净王国。若回过头来再去翻看那些被历史毁誉参半的评述，还有什么意义呢？李商隐死后，陕西风翔府的佛门信众，在为智玄法师建庙塑像时，特地为李商隐也造了—尊手持拂尘的塑像，侍立在智玄法师的身旁，以示永远纪念他们师徒二人。这也了却李商隐临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的心愿，同时也说明人们对李商隐修学佛法境界的肯定和人格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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