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 创新：现代经济增长不竭的源泉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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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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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金融口连续地震，为哪般？
最近一两年里，金融口持续震荡。国家连续出重拳，整顿金融行业，清理行业蛀虫，剜去行业腐肉，净化行业血液。于是，多位金融高官被抓，不少大型财团被约谈，乃至被清理整顿，多项金融业务的边界范围被框定。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金融行业原本虚浮的热气开始逐渐转凉，原本过度逐利的风气也开始渐渐转为关注产业发展本身。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家整顿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初显成效。
所以，如果从中观层面来理解，我们自然可以国家这一做法解释成为：国家这是要净化金融产业的产业环境，引导金融资本为国家的创新事业发展积极出力。这一解释视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在“北京证交所”（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释放了什么信号？）一文中也曾采用过这一视角。
但是，只是从这一视角来解释问题，自然体现不出我的实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决定用众位读者未必有过的一种宏观视角来解释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源。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
所谓改革开放，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将与本土劳动力、资源合作的资金来源，从苏联调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建国以来，到2012年前，我国都拥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将这些市场要素充分开发起来的资本。
为了开发这些资源，在建国以后，我们首先引入的是苏联资本。后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停止了与苏联的合作，并转头投入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
但是，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需要资本作为丝线，将作为珠子的各种市场要素串起来。如此，那些珠子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而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由于在资本上的相对缺乏，导致只能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珠子的入位。这虽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却有失灵活，在效率上欠佳。
为了将市场要素充分调动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探索引入西方资本。西方资本的不断进入，活化了我们已有的市场要素，令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于是，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奇迹”。
但是，西方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资本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按照西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来办。这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包括市场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以配合资本的复制、扩张。
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我们一直面临一个现象，即“资本给我们定规矩。”
为了盘活我们手里的市场要素，发展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主动退让，接受资本给我们定的规矩。虽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博弈，但只要细致观察自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围绕行政法律之上的一系列变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从2012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了一般人所不易察觉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即资本的积累。通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成功将大量市场要素转变成为资本。
首先，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步入拐点。虽然在此后近十年中，一直到如今，我们依旧还有具有相比西方国家来说极为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肉眼可见的是，自2012年这个拐点开始后，制造业工厂招工越来越难。到今天，沿海很多工厂已经是基本招不到工人了。
通过大量吃下人口红利，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们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无处可去，于是带高了房价，并大量涌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撬动一块块市场的热钱。
其次，环境资源也不容忽视的转化成为了资本。通过大量消耗环境资源，比如开采石化燃料，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
这些资本大量沉淀下来，虽然一度引发了市场过热，但也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虽然我们始终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但如今我们不再如以前那样，需要出让主动性，来换取资本的来华投资。毕竟，我们手里也已经有大量无处可去的资本。
所以，直白地说，如今应该轮到“我们给资本定规矩”了。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清理整顿金融行业，就是我们在给资本定规矩。
我们要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不能进入的禁区，比如教培行业，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可以有限进入的领域，比如医疗领域，而其他领域则是资本可以自由发挥，乃至得到鼓励的领域，比如创新领域。
同时，我们还要框定资本在中国运行机制、方式，给资本划红线。
让我们给资本定规矩并不是说我们就要限制资本，管死资本。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这只是说，我们要引导资本进入我们希望它进入的领域，以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同时我们要规范资本的市场行为，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有序。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并正在大力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我们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这就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些改革的动作，并不是资本给我们定规矩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定规矩的产物。我们主动选择了扩大开放，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因为我们明白，这将会助力中国国力再上一步。
如今，中美之间的博弈尚在持续过程中，而二战后建立的旧国际秩序面临深度盘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资本定下规矩，其实也是我们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国际秩序给出了一丝提示。关于这点，当然不是本文所可以阐释的清楚的，让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最近一两年里，金融口持续震荡。国家连续出重拳，整顿金融行业，清理行业蛀虫，剜去行业腐肉，净化行业血液。于是，多位金融高官被抓，不少大型财团被约谈，乃至被清理整顿，多项金融业务的边界范围被框定。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金融行业原本虚浮的热气开始逐渐转凉，原本过度逐利的风气也开始渐渐转为关注产业发展本身。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家整顿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初显成效。
所以，如果从中观层面来理解，我们自然可以国家这一做法解释成为：国家这是要净化金融产业的产业环境，引导金融资本为国家的创新事业发展积极出力。这一解释视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在“北京证交所”（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释放了什么信号？）一文中也曾采用过这一视角。
但是，只是从这一视角来解释问题，自然体现不出我的实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决定用众位读者未必有过的一种宏观视角来解释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源。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
所谓改革开放，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将与本土劳动力、资源合作的资金来源，从苏联调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建国以来，到2012年前，我国都拥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将这些市场要素充分开发起来的资本。
为了开发这些资源，在建国以后，我们首先引入的是苏联资本。后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停止了与苏联的合作，并转头投入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
但是，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需要资本作为丝线，将作为珠子的各种市场要素串起来。如此，那些珠子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而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由于在资本上的相对缺乏，导致只能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珠子的入位。这虽然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却有失灵活，在效率上欠佳。
为了将市场要素充分调动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探索引入西方资本。西方资本的不断进入，活化了我们已有的市场要素，令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于是，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奇迹”。
但是，西方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资本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按照西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来办。这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包括市场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以配合资本的复制、扩张。
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我们一直面临一个现象，即“资本给我们定规矩。”
为了盘活我们手里的市场要素，发展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主动退让，接受资本给我们定的规矩。虽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博弈，但只要细致观察自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围绕行政法律之上的一系列变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从2012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了一般人所不易察觉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即资本的积累。通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成功将大量市场要素转变成为资本。
首先，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步入拐点。虽然在此后近十年中，一直到如今，我们依旧还有具有相比西方国家来说极为巨大的人口红利，但肉眼可见的是，自2012年这个拐点开始后，制造业工厂招工越来越难。到今天，沿海很多工厂已经是基本招不到工人了。
通过大量吃下人口红利，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们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无处可去，于是带高了房价，并大量涌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撬动一块块市场的热钱。
其次，环境资源也不容忽视的转化成为了资本。通过大量消耗环境资源，比如开采石化燃料，我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也成功地将这一市场要素转化为剩余资本。
这些资本大量沉淀下来，虽然一度引发了市场过热，但也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虽然我们始终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但如今我们不再如以前那样，需要出让主动性，来换取资本的来华投资。毕竟，我们手里也已经有大量无处可去的资本。
所以，直白地说，如今应该轮到“我们给资本定规矩”了。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清理整顿金融行业，就是我们在给资本定规矩。
我们要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不能进入的禁区，比如教培行业，框定某些领域是资本可以有限进入的领域，比如医疗领域，而其他领域则是资本可以自由发挥，乃至得到鼓励的领域，比如创新领域。
同时，我们还要框定资本在中国运行机制、方式，给资本划红线。
让我们给资本定规矩并不是说我们就要限制资本，管死资本。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这只是说，我们要引导资本进入我们希望它进入的领域，以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同时我们要规范资本的市场行为，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有序。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并正在大力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我们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这就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投资行为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些改革的动作，并不是资本给我们定规矩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定规矩的产物。我们主动选择了扩大开放，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因为我们明白，这将会助力中国国力再上一步。
如今，中美之间的博弈尚在持续过程中，而二战后建立的旧国际秩序面临深度盘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资本定下规矩，其实也是我们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国际秩序给出了一丝提示。关于这点，当然不是本文所可以阐释的清楚的，让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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