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繫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https://t.cn/R2WxlG9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繫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https://t.cn/R2WxlG9
四气所伤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欬，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欬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欬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欬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方正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
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照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及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趍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逆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恋，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即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饮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扶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夏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已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已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欬，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欬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欬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欬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方正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
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照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及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趍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逆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恋，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即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饮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扶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夏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已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已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其作文秘诀是：“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格非娶妻王氏，是“三旨宰相”王珪的侄女，是秦桧老婆的姑妈，所以，其女李清照与秦桧有亲戚关系。又，高俅其实最开始是苏轼的奴仆，后来送给王冼，王给端王送礼派高去，高因球技出色被相中，后来端王成了宋徽宗，高俅就飞升了。总的来看，各政治派别的分合很复杂，但不管怎样，你首先要进入上层人际圈，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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