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内方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圆不是圆滑，而是周全、宽厚、圆融，更是一种为人着想，让人舒服的处世智慧。
方不是执拗，而是坚毅、正直，方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气节和原则。
在与外界相处时，要圆，需要适时收起自己的棱角，以和气待人。
在原则问题上，要方，要做到坚持自己的底线，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情。
方以立志，圆以行道。

神仙为什么要监察人间的善恶功过？
《易经》上说：上天对于骄傲自满的万事万物，总是亏损他，以帮助谦虚的事物。山高处的水，总要往下流，以添补低陷的地方。鬼神对于骄傲自满的人总要折损他，而庇护谦虚之人。人心也一样，骄傲自满者，必为人所憎恨，惟有谦虚之人，才受人敬重。

道教经典中也着重强调曰：善念刚起，福虽未至，祸已远离；恶念刚生，祸虽未至，福已远去。天地间的司过之神并不是为了督察人们做坏事之后给予惩罚，而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对万民实现善道教化。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修心向善，广积福德，命运自然会改变。

不做违背良心和大众利益的事，完善自己的人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就是改造自我命运的根本，也是举头三尺的神明最愿意看到的人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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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