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上市开门红！西安高新区西测测试创业板顺利过会
陕西法制网
2022-02-24 20:49 陕西法制网官方百家号,本地资讯创作者
虎年开年第二个月，西安高新区就传来好消息——在2月24日的深交所创业板2022年第8次上市审议会上，来自西安高新区的企业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测测试”）首发顺利通过。
西测测试的顺利过会，意味着2022年陕西首发过会的第1家企业诞生，为陕西资本市场鸣响了“开年第一炮”，也意味着陕西将迎来第73家A股上市公司，西安高新区迎来第36家上市公司（境内），资本市场“陕西军团”再添新动力新活力。
检测行业领军企业将登陆创业板
当前，国防工业蓬勃发展，天宫、嫦娥、蛟龙等国之重器成功研制，都离不开检测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大力支持。近年来，第三方检验检测行业迅速崛起，目前我国已跃居全球检测行业第二大市场，西测测试就是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西测测试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从事军用装备和民用飞机产品检验检测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环境与可靠性试验、电子元器件检测筛选、电磁兼容性试验等检验检测服务，同时开展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目前已是国内最具规模和知名度的第三方民营检验检测机构之一。
公司客户主要为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航发、中船重工等军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及科研院所。
值得一提的是，仅2021年一年，西测测试就斩获了大批荣誉奖项——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审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1西安未来之星TOP100、2021年陕西省瞪羚企业、2021年陕西省“隐形冠军”创新能力提升项目、2021年陕西省技术创新项目、西安高新区小巨人企业、西安市科技服务业示范机构……
产业项目助力“四个高新”建设
近日，西安高新区发布2022年重点项目，共谋划“四个高新”建设项目537个（含前期），总投资额高达12440亿元，其中，“实力高新”项目中以产业类项目为主颇受关注。在虎年春节假期一收假的2月8日，西安高新区就举行了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10余个“实力项目”重磅上线，西测电子增产扩能项目位列其中。
西测电子增产扩能项目，即是本次西测测试IPO拟募投建设的重头戏。招股书显示，西测测试此次创业板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10万股，拟募集资金4.01亿元，全部用于公司核心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据介绍，项目位于西安高新区纬二十六路以南、经四十四路以东，占地40亩，总投资2.4亿元。西测测试将投入募集资金约2.13亿元建设西测测试西安总部检测基地项目，3916.25万元建设西测测试研发中心项目，具体主要建设航天试验中心、元器件检测筛选试验中心、电磁技术研究检测试验中心等。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完善一站式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综合产业链，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为公司带来年3.5亿元的营业收入，新增就业150人，还将大幅提升西安高新区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水平和服务规模，朝着成为军用装备和民用飞机产品检验检测领域的知名品牌目标迈进。
政策服务助推企业上市“捷报频传”
刚刚过去的2021年，西安高新区持续大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新增上市企业8家，保持“快速进位”的良好态势，其中4家科创板企业更彰显了西安高新区的“硬科技”实力。作为今年全省第一家过会企业，西测测试取得“开门红”的背后，除了宏观层面的国家导向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实力外，也离不开高新区层面的支持和推动。
为促进企业上市工作，西安高新区出台“五专政策”，即“企业有专管”、“服务有专员”、“跟进有专班”、“扶持有专策”和“保障有专资”，并在这一基础上，出台《西安高新区拟上市重点企业领导包抓机制》，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对接跟踪企业各类问题，重点围绕推动企业上市开展各项工作。
在政策支持方面，从《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支持企业上市发展若干政策》到《关于支持硬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科创9条”）再到《西安高新区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西安高新区从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支持核心技术研发转化、鼓励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都给予了硬科技产业领域政策扶持，以及后备企业培育、鼓励转型升级、服务保障体系等维度，推动辖内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再上层楼”。
西测测试的顺利过会，为2022年陕西资本市场新发展开了个好头，也为西安高新区新一年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年新起点，再战新征程，相信在优良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推动下，西安高新区后备企业军团将会给予我们更多惊喜和期待。
陕西法制网
2022-02-24 20:49 陕西法制网官方百家号,本地资讯创作者
虎年开年第二个月，西安高新区就传来好消息——在2月24日的深交所创业板2022年第8次上市审议会上，来自西安高新区的企业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测测试”）首发顺利通过。
西测测试的顺利过会，意味着2022年陕西首发过会的第1家企业诞生，为陕西资本市场鸣响了“开年第一炮”，也意味着陕西将迎来第73家A股上市公司，西安高新区迎来第36家上市公司（境内），资本市场“陕西军团”再添新动力新活力。
检测行业领军企业将登陆创业板
当前，国防工业蓬勃发展，天宫、嫦娥、蛟龙等国之重器成功研制，都离不开检测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大力支持。近年来，第三方检验检测行业迅速崛起，目前我国已跃居全球检测行业第二大市场，西测测试就是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西测测试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从事军用装备和民用飞机产品检验检测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环境与可靠性试验、电子元器件检测筛选、电磁兼容性试验等检验检测服务，同时开展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目前已是国内最具规模和知名度的第三方民营检验检测机构之一。
公司客户主要为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航发、中船重工等军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及科研院所。
值得一提的是，仅2021年一年，西测测试就斩获了大批荣誉奖项——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审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1西安未来之星TOP100、2021年陕西省瞪羚企业、2021年陕西省“隐形冠军”创新能力提升项目、2021年陕西省技术创新项目、西安高新区小巨人企业、西安市科技服务业示范机构……
产业项目助力“四个高新”建设
近日，西安高新区发布2022年重点项目，共谋划“四个高新”建设项目537个（含前期），总投资额高达12440亿元，其中，“实力高新”项目中以产业类项目为主颇受关注。在虎年春节假期一收假的2月8日，西安高新区就举行了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10余个“实力项目”重磅上线，西测电子增产扩能项目位列其中。
西测电子增产扩能项目，即是本次西测测试IPO拟募投建设的重头戏。招股书显示，西测测试此次创业板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10万股，拟募集资金4.01亿元，全部用于公司核心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据介绍，项目位于西安高新区纬二十六路以南、经四十四路以东，占地40亩，总投资2.4亿元。西测测试将投入募集资金约2.13亿元建设西测测试西安总部检测基地项目，3916.25万元建设西测测试研发中心项目，具体主要建设航天试验中心、元器件检测筛选试验中心、电磁技术研究检测试验中心等。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完善一站式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综合产业链，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为公司带来年3.5亿元的营业收入，新增就业150人，还将大幅提升西安高新区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水平和服务规模，朝着成为军用装备和民用飞机产品检验检测领域的知名品牌目标迈进。
政策服务助推企业上市“捷报频传”
刚刚过去的2021年，西安高新区持续大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新增上市企业8家，保持“快速进位”的良好态势，其中4家科创板企业更彰显了西安高新区的“硬科技”实力。作为今年全省第一家过会企业，西测测试取得“开门红”的背后，除了宏观层面的国家导向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实力外，也离不开高新区层面的支持和推动。
为促进企业上市工作，西安高新区出台“五专政策”，即“企业有专管”、“服务有专员”、“跟进有专班”、“扶持有专策”和“保障有专资”，并在这一基础上，出台《西安高新区拟上市重点企业领导包抓机制》，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对接跟踪企业各类问题，重点围绕推动企业上市开展各项工作。
在政策支持方面，从《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支持企业上市发展若干政策》到《关于支持硬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科创9条”）再到《西安高新区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西安高新区从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支持核心技术研发转化、鼓励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都给予了硬科技产业领域政策扶持，以及后备企业培育、鼓励转型升级、服务保障体系等维度，推动辖内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再上层楼”。
西测测试的顺利过会，为2022年陕西资本市场新发展开了个好头，也为西安高新区新一年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年新起点，再战新征程，相信在优良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推动下，西安高新区后备企业军团将会给予我们更多惊喜和期待。
【#两个渐冻症儿子先后离世捐角膜救助5人# 单亲母亲：曾获很多爱心者帮助】2月9日，17岁渐冻症男孩王卫康离世后如愿捐献出了眼角膜，7年前，他的哥哥王嘉宝也以同样的病症离世并捐献眼角膜，兄弟二人让五位患者重获光明。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位默默付出27年的单亲妈妈，而她，也是一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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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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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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