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禅与般舟三昧
徐孙铭
一 、达摩禅之贡献
达摩禅对于早期中国禅宗建立的贡献，大体有三：
第一 ，以《楞伽经》和
“ 二人四行 ” 论为立宗之旨。
《楞伽经》
以 “ 佛语心晶 ” 为篇名，
即以直指如来心地为宗旨。
苏轼《楞伽经后记》说：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
故谓之佛语心晶。”
蒋之奇为苏拭书
《楞伽经》作序说：
“ 昔达摩西来，
既已传心印于二祖，
且云吾有《楞伽经》四卷，
亦用付汝，
即是如来心地要门，
令诸众生开示悟人。
此亦佛与禅并传，
而玄与义俱付也。”
“ 佛与禅并传，
玄与义俱付 ”，
正是以
《楞伽》传宗的达摩禅之宗旨。
第二 ，以 “ 壁观 ” 为独特的修持法门。
《景德传灯录》说：
达摩 “ 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
只教曰：
外息诸缘，
内心无喘，
心如墙壁，
可以人道。”
这种
“ 面壁而坐，
终日默然，
人莫之测，
谓之壁观 ”，
即是达摩禅法之一大特色。
第三 ，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师徒口耳相传为传授方祛。
“ 慧可种种说心性理道未契，
师只遮其非，
不为说无念心体。
慧可曰：
‘ 我已息诸缘。’
师曰：
‘ 莫不成断灭去否 ?’
曰：
‘ 不成断灭。’
师曰：
‘ 何以验之，
云不断灭 ?’
可曰：
‘ 了了常知，
故言之不可及。’
师曰：
‘ 此是诸佛所传心印，
更无疑也。’”
( 同上 )
这种师徒授受，
不依靠文字语言，
只凭自心 “ 了了常知 ” 的证悟，
就是达摩传宗的主要方法。
嵩山少林寺正以达摩祖师禅的诞生地为主要特色，
在中国禅宗史上写下最早、
且又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一页。
二 、达摩禅与般舟三昧之异
达摩禅究竟
与
《般舟三昧经》的禅法有无联系?
笔者认为，
二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且多相近、
相通之处。
《般舟三昧经》
又称
《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
异译为
《跋陂菩萨经》。
是阿弥陀经典中的最早文献，
“ 净土三经 ” 的最早先驱。
“ 般舟三昧 ”
作为禅定的一个法门，
主要讲在特定的时间内
( 七天七夜
或
九十天 )
经行不息，
除用食外，
步步声声念念唯在阿弥陀佛，
念佛而见十方现在佛站立面前。
这种以
《般舟三昧经》
为主要经典，
以口念阿弥陀佛而修禅定的法门，
即叫般舟三昧，
也可以叫念佛禅。
此经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左右编纂，
流行中土者，
前后有七个译本，
以支娄迦谶于后汉灵帝光和二年
( 179 )
10月8日于洛阳译出的
《般舟三昧经》
最有价值。
般舟三昧法门
与
达摩禅主要区别有三点：
第一 ，般舟三昧强调念佛而修禅定，
达摩禅则主张 “ 壁观 ” 而修定
《般舟三昧经》说：
“ 是菩萨用是念佛故，
当得生阿弥陀佛国
…… 用念佛故得空三昧，
如是为念佛。”
以念佛作为
“ 得空三昧 ” 的助缘，
达到 “ 生阿弥陀佛国 ” 之目的。
而达摩禅则以 “ 壁观 ” 而修定，
即《景德传灯录》所载
“ 心如墙壁，
可以人道 ”。
达摩人嵩山少林寺，
终日面壁。
时人不解其意，
称其禅法为面壁婆罗门。
他通过 “ 凝住壁观 ”，
而悟凡圣等一、
与理冥符、
寂然无为，
证悟此心即佛。
虽然念佛三昧以念佛人定而见佛，
达摩禅以
‘‘ 壁观 ”
而悟自心是佛，
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
而悟人之途径则有区别。
第二 ，般舟三昧主张有相观想，
达摩禅主张 “ 四念处 ” 的无相观想
《般舟三昧经》说：
“ 菩萨当作是念：
诸佛悉在前立，
当具足念诸佛端正，
悉欲逮见一一想
…… 复更作念：
佛亦不用心得，
亦不用身得，
亦不用心得佛，
亦不用色得佛。
何以故?
心者佛无心，
色者佛无色，
不用是心色，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念佛三昧必须从有相观想人手，
通过念佛观想诸佛立在面前，
见到诸佛妙相庄严，
同时又不执着于有相；
还说：
“ 一者自观身、
观他人身。
自观身、
观他人身者，
本无身；
二者自观痛痒，
观他人痛痒。
自观痛痒、
观他人痛痒者，
本无痛痒；
三者自观意、
观他人意。
自观意、
观他人意者，
本无意；
四者自观法、
观他人法。
自观法、
观他人法者，
本无法。”
这四种观法
( 观自身他人身、
自他痛痒、
自意他人意、
自法他人法 )，
即 “ 四念处 ”；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是以慧观的力量，
使心安住于道法上，
使正而不邪。
而达摩禅则注重
“ 四念处 ” 的无相观想，
尤其是通过会心、
悟心而求安心，
也就是 “ 觅心不可得 ”，
而悟无常、苦、无我、不净，
从而得到解脱。
第三 ，般舟三昧以见佛为最高境界，
达摩禅则以 “ 无所见 ” 为其精髓
《般舟三昧经》说：
“ 菩萨如是持佛威神力，于三昧中立，
在所欲见何方佛，欲见即见。”
修此定而见佛是最高境界。
当然，
《经》中也反复叮咛，
见佛也不应执着，
“ 菩萨见佛不当着 ”。
而达摩禅更以
“ 无所见 ”
为见作为最高境界。
《景德传灯录》载：
达摩 “ 欲西返天竺，
乃命门人曰：
‘ 时将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 ?’
时门人道副对曰：
‘ 如我所见，
不执文字，
不离文字，
而为道用。’
师曰：
‘ 汝得吾皮。’
尼总持曰：
‘ 我今所解，
如庆喜见阿佛国，
一见更不再见。’
师曰：
‘ 汝得吾肉。’
道育曰：
‘ 四大本空，
五阴非有，
而我见处，
无一法可得。’
师曰：
‘ 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
师曰：
‘ 汝得吾髓。’
乃顾慧可而告之曰：
‘ 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
展转嘱累而至于我，
我今付汝，
汝当护持。’”
这个关于修禅境界对话的传说，
实际上把修祖师禅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对于文字不离不执；
第二层次，突破禅关而顿悟；
第三层次，无一法可得；
第四层次，会心微笑。
这显然是以
无所见、
无所得、
无所悟为顿悟的最高境界。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在修禅定的途径和方法、
观想是否有相、
修定以什么境界为高这三个方面，
般舟三昧与达摩禅是有一定区别的。
正因为如此，
传为达摩所作的
《少室六门集》
第二《破相论》
即排斥称名念佛说：
“ 诵之与念，
义理悬殊，
在口曰诵，
在心曰念。
…… 诵在口中，
即是音声之相，
执相求理，
终无是处。”
达摩之时念佛禅尚处于胚胎之中，
这不可能是达摩的思想，
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达摩禅与般舟三昧的差异，
它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 、达摩禅与般舟三昧之同
然而，
从根本上讲达摩禅与般舟三昧
( 念佛禅 )
是一致的。
二者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
第一 ，达摩禅的 “ 理人 ”
与
念佛三昧的 “ 无所着 ” 之一致 “ 二人四行 ”，
被教内外公认为是达摩的正统思想。
其中二人的 “ 理人 ” 说：
“ 藉教悟宗，
深信众生同一真性，
客尘障故。
令舍伪归真，
凝住壁观，
无自无他，
凡圣等一，
坚住不移，
不随他教，
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
名理人也。”
达摩禅虽然不主张有相观想，
但也不排斥经教。
它借助经教，
通过一心专注地观想的
“ 凝住壁观 ”，
达到
“ 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 ” 的境界，
这与般舟三昧
( 念佛禅 )
是殊途同归的。
般舟三昧虽然作 “ 有相观想 ”，
但经中反复强调不着于相：
“ 菩萨见佛、
不当着，色、痛、痒、思、想、生、死识不当着。
何以故?
着者为烧身。
见佛但当念其功德，
当索摩诃衍。”
“ 菩萨于三昧中不当有所着，
不着者疾得是三昧。”
之所以不应当执着于相，
是因为 “ 缘起性空 ” 之故：
“ 一切法本无所有，念有，因着；
无有，反言有，亦着。”
《佛印品》
第十六还连续以19个 “ 无 ” 的 “ 佛印 ” 来否定对于有相、有求的执着。
“ 何等为佛印?
所识不当行，
无所念、
无所求、
无所想、
无所着、
无所愿、
无所向生、
无所适、
无所生、
无所有、
无所取、
无所顾、
无所往、
无所得、
无所有、
无所结、
所有尽、
所欲尽、
无所从生、
无所灭、
无所坏、
无所败，
道要道本是印中。”
可见，
达摩禅之
“ 寂然无为 ”
的
“ 理人 ”
与般舟三昧的
“ 无所着 ”
精神完全一致，
都是对观想的主体以及作为观想对象的客体之否定。
第二 ，达摩禅的“ 行人 ” 与般舟三昧 “ 修四事 ” 的一致性
达摩 “ 二人四行 ” 论，
其中 “ 行人 ” 即 “ 四行 ”：
报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报冤行，
又作报怨行，
即对于苦、穷、冤、害都能甘心忍受，无怨无悔。
随缘行，对于顺境、逆境、喜乐、得失，不喜不忧，随缘而行。
无所求行，
即舍弃一切，
无所执着，
包括舍弃自身，安心无为。
称法行，
即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自利利他。
这都是针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等八苦而提出的修定解脱法门。
般舟三昧主张：
“ 用念佛故得空三昧 ”，
“ 持是行法故，
致三昧便得三昧，
现在诸佛悉在前立。”
又主张持 “ 四事 ” 疾得三昧：
“ 菩萨有四事疾得是三昧。
何等为四?
一者不信余道；
二者断爱欲；
三者如法行；
四者无所贪生，
是为四。
菩萨疾得是三昧。”
这 “ 四事 ” 中，
“ 如法行 ”
相当于达摩禅的 “ 称法行 ”；
“ 无所贪生 ”，
相当于
“ 无所求行 ”；
“ 断爱欲 ”
相当于
“ 随缘行 ”；
“ 不信余道 ” 以及 “
不自说身善，
亦不说他人恶，
若有骂者，
若有刑者，
亦不得恚，
亦不得恨，
亦不得懈 ”，
则与 “ 报怨行 ” 相近。
可见，
达摩
“ 四行 ”
与般舟三昧
“ 四事 ”
是大体一致，
非常相近的。
第三 ，达摩 “ 觅心了不可得 ”
与
般舟三昧
“ 是法无所有，本无 ” 相通
徐孙铭
一 、达摩禅之贡献
达摩禅对于早期中国禅宗建立的贡献，大体有三：
第一 ，以《楞伽经》和
“ 二人四行 ” 论为立宗之旨。
《楞伽经》
以 “ 佛语心晶 ” 为篇名，
即以直指如来心地为宗旨。
苏轼《楞伽经后记》说：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
故谓之佛语心晶。”
蒋之奇为苏拭书
《楞伽经》作序说：
“ 昔达摩西来，
既已传心印于二祖，
且云吾有《楞伽经》四卷，
亦用付汝，
即是如来心地要门，
令诸众生开示悟人。
此亦佛与禅并传，
而玄与义俱付也。”
“ 佛与禅并传，
玄与义俱付 ”，
正是以
《楞伽》传宗的达摩禅之宗旨。
第二 ，以 “ 壁观 ” 为独特的修持法门。
《景德传灯录》说：
达摩 “ 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
只教曰：
外息诸缘，
内心无喘，
心如墙壁，
可以人道。”
这种
“ 面壁而坐，
终日默然，
人莫之测，
谓之壁观 ”，
即是达摩禅法之一大特色。
第三 ，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师徒口耳相传为传授方祛。
“ 慧可种种说心性理道未契，
师只遮其非，
不为说无念心体。
慧可曰：
‘ 我已息诸缘。’
师曰：
‘ 莫不成断灭去否 ?’
曰：
‘ 不成断灭。’
师曰：
‘ 何以验之，
云不断灭 ?’
可曰：
‘ 了了常知，
故言之不可及。’
师曰：
‘ 此是诸佛所传心印，
更无疑也。’”
( 同上 )
这种师徒授受，
不依靠文字语言，
只凭自心 “ 了了常知 ” 的证悟，
就是达摩传宗的主要方法。
嵩山少林寺正以达摩祖师禅的诞生地为主要特色，
在中国禅宗史上写下最早、
且又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一页。
二 、达摩禅与般舟三昧之异
达摩禅究竟
与
《般舟三昧经》的禅法有无联系?
笔者认为，
二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且多相近、
相通之处。
《般舟三昧经》
又称
《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
异译为
《跋陂菩萨经》。
是阿弥陀经典中的最早文献，
“ 净土三经 ” 的最早先驱。
“ 般舟三昧 ”
作为禅定的一个法门，
主要讲在特定的时间内
( 七天七夜
或
九十天 )
经行不息，
除用食外，
步步声声念念唯在阿弥陀佛，
念佛而见十方现在佛站立面前。
这种以
《般舟三昧经》
为主要经典，
以口念阿弥陀佛而修禅定的法门，
即叫般舟三昧，
也可以叫念佛禅。
此经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左右编纂，
流行中土者，
前后有七个译本，
以支娄迦谶于后汉灵帝光和二年
( 179 )
10月8日于洛阳译出的
《般舟三昧经》
最有价值。
般舟三昧法门
与
达摩禅主要区别有三点：
第一 ，般舟三昧强调念佛而修禅定，
达摩禅则主张 “ 壁观 ” 而修定
《般舟三昧经》说：
“ 是菩萨用是念佛故，
当得生阿弥陀佛国
…… 用念佛故得空三昧，
如是为念佛。”
以念佛作为
“ 得空三昧 ” 的助缘，
达到 “ 生阿弥陀佛国 ” 之目的。
而达摩禅则以 “ 壁观 ” 而修定，
即《景德传灯录》所载
“ 心如墙壁，
可以人道 ”。
达摩人嵩山少林寺，
终日面壁。
时人不解其意，
称其禅法为面壁婆罗门。
他通过 “ 凝住壁观 ”，
而悟凡圣等一、
与理冥符、
寂然无为，
证悟此心即佛。
虽然念佛三昧以念佛人定而见佛，
达摩禅以
‘‘ 壁观 ”
而悟自心是佛，
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
而悟人之途径则有区别。
第二 ，般舟三昧主张有相观想，
达摩禅主张 “ 四念处 ” 的无相观想
《般舟三昧经》说：
“ 菩萨当作是念：
诸佛悉在前立，
当具足念诸佛端正，
悉欲逮见一一想
…… 复更作念：
佛亦不用心得，
亦不用身得，
亦不用心得佛，
亦不用色得佛。
何以故?
心者佛无心，
色者佛无色，
不用是心色，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念佛三昧必须从有相观想人手，
通过念佛观想诸佛立在面前，
见到诸佛妙相庄严，
同时又不执着于有相；
还说：
“ 一者自观身、
观他人身。
自观身、
观他人身者，
本无身；
二者自观痛痒，
观他人痛痒。
自观痛痒、
观他人痛痒者，
本无痛痒；
三者自观意、
观他人意。
自观意、
观他人意者，
本无意；
四者自观法、
观他人法。
自观法、
观他人法者，
本无法。”
这四种观法
( 观自身他人身、
自他痛痒、
自意他人意、
自法他人法 )，
即 “ 四念处 ”；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是以慧观的力量，
使心安住于道法上，
使正而不邪。
而达摩禅则注重
“ 四念处 ” 的无相观想，
尤其是通过会心、
悟心而求安心，
也就是 “ 觅心不可得 ”，
而悟无常、苦、无我、不净，
从而得到解脱。
第三 ，般舟三昧以见佛为最高境界，
达摩禅则以 “ 无所见 ” 为其精髓
《般舟三昧经》说：
“ 菩萨如是持佛威神力，于三昧中立，
在所欲见何方佛，欲见即见。”
修此定而见佛是最高境界。
当然，
《经》中也反复叮咛，
见佛也不应执着，
“ 菩萨见佛不当着 ”。
而达摩禅更以
“ 无所见 ”
为见作为最高境界。
《景德传灯录》载：
达摩 “ 欲西返天竺，
乃命门人曰：
‘ 时将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 ?’
时门人道副对曰：
‘ 如我所见，
不执文字，
不离文字，
而为道用。’
师曰：
‘ 汝得吾皮。’
尼总持曰：
‘ 我今所解，
如庆喜见阿佛国，
一见更不再见。’
师曰：
‘ 汝得吾肉。’
道育曰：
‘ 四大本空，
五阴非有，
而我见处，
无一法可得。’
师曰：
‘ 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
师曰：
‘ 汝得吾髓。’
乃顾慧可而告之曰：
‘ 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
展转嘱累而至于我，
我今付汝，
汝当护持。’”
这个关于修禅境界对话的传说，
实际上把修祖师禅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对于文字不离不执；
第二层次，突破禅关而顿悟；
第三层次，无一法可得；
第四层次，会心微笑。
这显然是以
无所见、
无所得、
无所悟为顿悟的最高境界。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在修禅定的途径和方法、
观想是否有相、
修定以什么境界为高这三个方面，
般舟三昧与达摩禅是有一定区别的。
正因为如此，
传为达摩所作的
《少室六门集》
第二《破相论》
即排斥称名念佛说：
“ 诵之与念，
义理悬殊，
在口曰诵，
在心曰念。
…… 诵在口中，
即是音声之相，
执相求理，
终无是处。”
达摩之时念佛禅尚处于胚胎之中，
这不可能是达摩的思想，
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达摩禅与般舟三昧的差异，
它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 、达摩禅与般舟三昧之同
然而，
从根本上讲达摩禅与般舟三昧
( 念佛禅 )
是一致的。
二者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
第一 ，达摩禅的 “ 理人 ”
与
念佛三昧的 “ 无所着 ” 之一致 “ 二人四行 ”，
被教内外公认为是达摩的正统思想。
其中二人的 “ 理人 ” 说：
“ 藉教悟宗，
深信众生同一真性，
客尘障故。
令舍伪归真，
凝住壁观，
无自无他，
凡圣等一，
坚住不移，
不随他教，
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
名理人也。”
达摩禅虽然不主张有相观想，
但也不排斥经教。
它借助经教，
通过一心专注地观想的
“ 凝住壁观 ”，
达到
“ 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 ” 的境界，
这与般舟三昧
( 念佛禅 )
是殊途同归的。
般舟三昧虽然作 “ 有相观想 ”，
但经中反复强调不着于相：
“ 菩萨见佛、
不当着，色、痛、痒、思、想、生、死识不当着。
何以故?
着者为烧身。
见佛但当念其功德，
当索摩诃衍。”
“ 菩萨于三昧中不当有所着，
不着者疾得是三昧。”
之所以不应当执着于相，
是因为 “ 缘起性空 ” 之故：
“ 一切法本无所有，念有，因着；
无有，反言有，亦着。”
《佛印品》
第十六还连续以19个 “ 无 ” 的 “ 佛印 ” 来否定对于有相、有求的执着。
“ 何等为佛印?
所识不当行，
无所念、
无所求、
无所想、
无所着、
无所愿、
无所向生、
无所适、
无所生、
无所有、
无所取、
无所顾、
无所往、
无所得、
无所有、
无所结、
所有尽、
所欲尽、
无所从生、
无所灭、
无所坏、
无所败，
道要道本是印中。”
可见，
达摩禅之
“ 寂然无为 ”
的
“ 理人 ”
与般舟三昧的
“ 无所着 ”
精神完全一致，
都是对观想的主体以及作为观想对象的客体之否定。
第二 ，达摩禅的“ 行人 ” 与般舟三昧 “ 修四事 ” 的一致性
达摩 “ 二人四行 ” 论，
其中 “ 行人 ” 即 “ 四行 ”：
报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报冤行，
又作报怨行，
即对于苦、穷、冤、害都能甘心忍受，无怨无悔。
随缘行，对于顺境、逆境、喜乐、得失，不喜不忧，随缘而行。
无所求行，
即舍弃一切，
无所执着，
包括舍弃自身，安心无为。
称法行，
即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自利利他。
这都是针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等八苦而提出的修定解脱法门。
般舟三昧主张：
“ 用念佛故得空三昧 ”，
“ 持是行法故，
致三昧便得三昧，
现在诸佛悉在前立。”
又主张持 “ 四事 ” 疾得三昧：
“ 菩萨有四事疾得是三昧。
何等为四?
一者不信余道；
二者断爱欲；
三者如法行；
四者无所贪生，
是为四。
菩萨疾得是三昧。”
这 “ 四事 ” 中，
“ 如法行 ”
相当于达摩禅的 “ 称法行 ”；
“ 无所贪生 ”，
相当于
“ 无所求行 ”；
“ 断爱欲 ”
相当于
“ 随缘行 ”；
“ 不信余道 ” 以及 “
不自说身善，
亦不说他人恶，
若有骂者，
若有刑者，
亦不得恚，
亦不得恨，
亦不得懈 ”，
则与 “ 报怨行 ” 相近。
可见，
达摩
“ 四行 ”
与般舟三昧
“ 四事 ”
是大体一致，
非常相近的。
第三 ，达摩 “ 觅心了不可得 ”
与
般舟三昧
“ 是法无所有，本无 ” 相通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大家好，我是文中野。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圣人，有人说他的思想领先了当时数千年。
几千年来，大家对于老子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最接近神的存在，但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毒瘤。
比如梁启超，就说老子荼毒了中国文化2000多年，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老子。
故事从老子不同常人的骑乘姿势讲起
话说当年老子骑着大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便销声匿迹了，给世人留下了很多谜题。
咱来说说他这个骑乘姿势。
正常人在骑马或者骑车的时候，都是双脚在两侧。
但是老子在骑牛的时候呢，他的双脚却是在同一侧。
老子为什么会这样骑牛呢？人们就有了各种猜测，有人说老子主张无为，主张顺其自然，
所以这次老子出行的目的地呢，也要顺其自然，就让这个牛来决定该往哪儿走。
他自己侧着坐，不去控制牛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
还有人说老子之所以会侧着坐，仅仅就是因为这么坐舒服，有利于远行。
还有一些人认为，老子是一些高等智慧或者高等生物的化身，所以他用的这种交通工具，虽然看上去可能很像一头牛，但其实呢那可能是某种高科技，乘坐这种交通工具呢自然不同于平常人骑牛的姿势。
说起老子的这个坐骑大青牛，也特别的奇怪。
古时候主要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马，那老子出行的时候，为什么会骑个牛呢？
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正统的解释是春秋时期，马和马车属于奢侈品，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一般的百姓也有用牛和牛车作为代步工具的。
还有一种玄幻一点的说法，就是说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呢，他就不是牛。
一般的牛都是黄色的，你见过这种青色的牛吗？
所以有人认为，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其实不是牛，而是一种华夏的上古瑞兽——兕（四）。
在山海经的海内南经当中，对兕有这样的记载。
说这个兕，长得像野牛，但是是青色的，头上还有一根角。
而且兕是逢天下将盛，而现世出。
也就是说，兕这种瑞兽现世的时候，正是天下将要兴盛的时候。
这点还真有点诡异，因为老子骑着这个大青牛出函谷关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485年。
此后华夏历史上便迎来了特别辉煌的一段时间，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段时间。
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上，西方出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这样的能影响人类千年的圣人。
所以这段时间确实是有种天下盛世的既视感。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文明都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那么问题来了，老子为什么会在盛世来临前夕选择离开呢？
这一切还得从老子的身世讲起。
老子有好多个名字，其中一个呢说老子姓李名耳。
到唐朝的时候，唐朝的皇室都姓李，所以他们当时就追认老子是这个李姓的第一人。
就宣布自己是老子的后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姓利，名贞。
利贞这个名字和《易经》很有渊源。因为利贞在易经当中经常出现。
比如说这个乾卦的卦辞说：乾：元亨利贞。
在这里呢，目前人们把这个利贞解释为好运、和谐这类词。
但是看了易经呢，你会发现这种解释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的时候，利贞两字并不是合体出现的。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样一种猜测，就是说这个利和贞，可能都没有实际的含义，而是一种代号。
就比如说这个利贞可能就表示零一号啊，别的呢表示零二号。
那什么贞，可能就表示二十一号，所以细思极恐的一点就来了。
老子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难道老子真的是什么天神派到人间的这种人工智能零一号？
关于这点呢，还真有这样一个传说。
道教的传说就认为老子是太上老君在商周时期的化身，下到凡间来传播智慧，度人无数。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太上老君像，和老子出函谷关的形象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过目前主流还是认为，老子的名字应该叫老聃。
老聃呢在春秋时期官至柱下史，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图书管理员类似的官职。
在春秋时期呢，书基本上还是竹简，造价是特别高的。
而且当时也没有印刷术，书的数量比较少。
老聃当时的职位属于史官的一个范畴，既不用参与派系斗争和政治斗争，又不用上前线去杀敌，是一个既安全又能赚钱，还有地位的职业。
然而有一天呢，老子却突然选择丢掉这个金饭碗，离开洛阳出了函谷关。
有人说这个老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他到人间来传道呢，发现当时有一个职业特别适合传道，就是图书管理员。
坐拥天下的经典好书，坐等有才之士去找他，从而，就有机会去渡化这些人才。
后来老子觉得，天下能人被他渡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足够盘活这片土地了，所以他便离开去盘活下一片土地了。
也有观点认为，老子离开可能是因为犯了渎职罪。
没有看好图书资料，导致书籍流露到了别的诸侯国手中。
而且当时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变大，王室内明争暗斗，老子感觉到特别的厌烦，所以他便离开了。
这些都是民间的说法，老子到底为什么离开，其实至今依旧是个谜。
在道德经中，老子特别推崇的一个做法就是不争。
不争这个词不仅在道德经中重复出现了很多次，而且老子直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其实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当时天下百家争鸣的趋势已成，虽说是百家，但据统计，当时数得上名号的有千家以上。
老子的做法说明当时百家还尚未绽放，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内卷的到来。
而对抗内卷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而不争。
就是不要去和别人竞争，而是去开拓一些新的边界，新的机会。
所以老子虽然极具竞争力，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和别人竞争，而是默默的选择了当时人们眼中的蛮夷之地，选择了去开拓。
传说老子去了印度，他的智慧和学说在印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后他变成了印度人口中的释迦摩尼。
他的智慧和学说刚好又避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
最后兜兜转转，又完完整整的回到了中土，这便是不争背后的大智慧。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圣人，有人说他的思想领先了当时数千年。
几千年来，大家对于老子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最接近神的存在，但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毒瘤。
比如梁启超，就说老子荼毒了中国文化2000多年，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老子。
故事从老子不同常人的骑乘姿势讲起
话说当年老子骑着大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便销声匿迹了，给世人留下了很多谜题。
咱来说说他这个骑乘姿势。
正常人在骑马或者骑车的时候，都是双脚在两侧。
但是老子在骑牛的时候呢，他的双脚却是在同一侧。
老子为什么会这样骑牛呢？人们就有了各种猜测，有人说老子主张无为，主张顺其自然，
所以这次老子出行的目的地呢，也要顺其自然，就让这个牛来决定该往哪儿走。
他自己侧着坐，不去控制牛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
还有人说老子之所以会侧着坐，仅仅就是因为这么坐舒服，有利于远行。
还有一些人认为，老子是一些高等智慧或者高等生物的化身，所以他用的这种交通工具，虽然看上去可能很像一头牛，但其实呢那可能是某种高科技，乘坐这种交通工具呢自然不同于平常人骑牛的姿势。
说起老子的这个坐骑大青牛，也特别的奇怪。
古时候主要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马，那老子出行的时候，为什么会骑个牛呢？
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正统的解释是春秋时期，马和马车属于奢侈品，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一般的百姓也有用牛和牛车作为代步工具的。
还有一种玄幻一点的说法，就是说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呢，他就不是牛。
一般的牛都是黄色的，你见过这种青色的牛吗？
所以有人认为，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其实不是牛，而是一种华夏的上古瑞兽——兕（四）。
在山海经的海内南经当中，对兕有这样的记载。
说这个兕，长得像野牛，但是是青色的，头上还有一根角。
而且兕是逢天下将盛，而现世出。
也就是说，兕这种瑞兽现世的时候，正是天下将要兴盛的时候。
这点还真有点诡异，因为老子骑着这个大青牛出函谷关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485年。
此后华夏历史上便迎来了特别辉煌的一段时间，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段时间。
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上，西方出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这样的能影响人类千年的圣人。
所以这段时间确实是有种天下盛世的既视感。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文明都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那么问题来了，老子为什么会在盛世来临前夕选择离开呢？
这一切还得从老子的身世讲起。
老子有好多个名字，其中一个呢说老子姓李名耳。
到唐朝的时候，唐朝的皇室都姓李，所以他们当时就追认老子是这个李姓的第一人。
就宣布自己是老子的后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姓利，名贞。
利贞这个名字和《易经》很有渊源。因为利贞在易经当中经常出现。
比如说这个乾卦的卦辞说：乾：元亨利贞。
在这里呢，目前人们把这个利贞解释为好运、和谐这类词。
但是看了易经呢，你会发现这种解释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的时候，利贞两字并不是合体出现的。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样一种猜测，就是说这个利和贞，可能都没有实际的含义，而是一种代号。
就比如说这个利贞可能就表示零一号啊，别的呢表示零二号。
那什么贞，可能就表示二十一号，所以细思极恐的一点就来了。
老子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难道老子真的是什么天神派到人间的这种人工智能零一号？
关于这点呢，还真有这样一个传说。
道教的传说就认为老子是太上老君在商周时期的化身，下到凡间来传播智慧，度人无数。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太上老君像，和老子出函谷关的形象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过目前主流还是认为，老子的名字应该叫老聃。
老聃呢在春秋时期官至柱下史，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图书管理员类似的官职。
在春秋时期呢，书基本上还是竹简，造价是特别高的。
而且当时也没有印刷术，书的数量比较少。
老聃当时的职位属于史官的一个范畴，既不用参与派系斗争和政治斗争，又不用上前线去杀敌，是一个既安全又能赚钱，还有地位的职业。
然而有一天呢，老子却突然选择丢掉这个金饭碗，离开洛阳出了函谷关。
有人说这个老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他到人间来传道呢，发现当时有一个职业特别适合传道，就是图书管理员。
坐拥天下的经典好书，坐等有才之士去找他，从而，就有机会去渡化这些人才。
后来老子觉得，天下能人被他渡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足够盘活这片土地了，所以他便离开去盘活下一片土地了。
也有观点认为，老子离开可能是因为犯了渎职罪。
没有看好图书资料，导致书籍流露到了别的诸侯国手中。
而且当时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变大，王室内明争暗斗，老子感觉到特别的厌烦，所以他便离开了。
这些都是民间的说法，老子到底为什么离开，其实至今依旧是个谜。
在道德经中，老子特别推崇的一个做法就是不争。
不争这个词不仅在道德经中重复出现了很多次，而且老子直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其实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当时天下百家争鸣的趋势已成，虽说是百家，但据统计，当时数得上名号的有千家以上。
老子的做法说明当时百家还尚未绽放，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内卷的到来。
而对抗内卷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而不争。
就是不要去和别人竞争，而是去开拓一些新的边界，新的机会。
所以老子虽然极具竞争力，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和别人竞争，而是默默的选择了当时人们眼中的蛮夷之地，选择了去开拓。
传说老子去了印度，他的智慧和学说在印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后他变成了印度人口中的释迦摩尼。
他的智慧和学说刚好又避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
最后兜兜转转，又完完整整的回到了中土，这便是不争背后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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