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朴槿惠，又见新省思】#朴槿惠正式获释# 鲜花摆满了三星首尔医院门口，今天，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正式出狱。说是出狱，但新闻中不可能看到主人公从监狱铁牢走出的画面。上月，由于健康恶化，朴槿惠再度入院治疗。今晚的出狱手续将在医院办理，真正的手续大概也就是坐在病床上签个字。过去五年面色惨淡的前总统据说听到特赦的消息时立刻舒展眉头，连食欲都增加了。她的支持者们迫切希望见到这位曾经的“大韩民国的女儿”再度以温婉的面容出现在大众面前，就像她在狱中出版的新书 《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封面上那抹浅浅的笑意。#朴槿惠医院外摆满500个花环#
很少有政治家会被当作女儿或妻子那样被拥戴和爱护，在政治的世界里，女元首几乎都是女强人，但朴槿惠不是。她从来不是巾帼英雄，也无意把自己塑造成铁腕的总统，她说她一生未婚，已经把自己嫁给了韩国，而在此之前，人们对她的偏爱更多是因为她在青瓦台的成长岁月。这段岁月长达17年，期间，有第一家庭的欢乐和谐，有接待各国政要的外交风采，也有双亲相继遇刺身亡的悲剧事变。她被誉为政治家族的“长公主”，她也曾代替已故的母亲担纲第一夫人，直到1979年带领弟妹离开青瓦台。此后的18年人生在她的自传中被比喻成“孤独而又漫长的航海”。她发誓远离政治，她说，一切都会时过境迁，而年龄就是最好的礼物。然而，年龄似乎又改变了她的初衷。1997年，她决定从政。
又见朴槿惠，人们看到了这位当年养尊处优的国民女儿原来一直都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事实上，在踏入政坛之前的1993年，这个久违的名字就已经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那年，她出任了韩国文化财团的董事长，并且出版了著作《假如我生在平凡之家》。在这本由日记汇编而成的随笔录中，她说，有一对出众的父母就预示着将面临艰难崎岖的道路。她对生活表达深刻的失望，弟弟因为吸毒被多次起诉，妹夫因为诽谤她被她告上了法庭，之后又被判刑，在1992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朴槿惠写道：“如果再次过这样的生活，我宁愿选择死亡。”
文字就是一个女人最好的自救。不能和家人抱团取暖的朴槿惠唯有把苦难和绝望写进日记，把自己的醒悟和决心借助文字来抒发。1998年，她出版了《将苦难当作朋友，把真实作为航标》、《一大把、一小点》，1999年，她又出版了《我的母亲》。《绝望锻炼了我》是她当选总统后出版的自传，在这本自传中，朴槿惠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有过深刻的省思，不再有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结，也不再有痛陈失落和不幸的抱怨，一个女政治家胸怀国家前途命运的光明与坦荡跃然纸上，推荐语说，这是她在经历浮沉之后对权力的透彻领悟。可是，谁能料想，等待着她的，还有更大的绝望，还有更跌宕的浮沉。
2014年4月16日上午，“世越号”客轮浸水下沉，地方海警向青瓦台发布信息，朴槿惠总统却迟迟没有回应，政府营救拖沓，错过黄金救援时间，296人遇难，总理引咎辞职，朴槿惠的政治人设也出现了转折。2015年，慰安妇问题草草解决，朴槿惠接受日本政府10亿日元援助基金，默认日韩达成慰安妇问题最终协议，伤害了韩国民众的民族自尊。2016年，朴槿惠政府不顾中国反对，执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曾经与中俄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却又亲手撕毁了中韩风景独好的蜜月期，也令韩国经济备受打击，一时间民怨四起。而亲信干政事件的暴露终于推倒了朴槿惠执政生涯败落的多米诺骨牌，原来决策不利的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不仅插手国事，而且还掌控着朴槿惠日常的起居。从弹劾和历次的审讯中，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引导朴槿惠度过“孤独而又漫长的航海”的不是苦难本身带给她的坚韧意志，而是歪门邪说蛊惑下所谓的幡然醒悟和豁然开朗。
朴槿惠的省思经历了又一轮颠覆和升级，《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是五年牢狱之灾凝结成的崭新的省思录，在她出狱前两天就已经登上热销榜的首位。韩国人并没有读腻这位昔日的国民女儿的心路历程，铁窗蹉跎了她的精神气质，但她在这蹉跎和绝望中又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从今往后，该信任谁，不再信任谁？此刻，她心里又当思念谁？书的封面是大雪纷飞之中的低头浅笑，她身上裹的是大红的外套和大红的围巾。红色是重获新生，红色也是吉祥如意，出狱的人尤其女人都很喜欢用红色纪念。铁窗的生涯灭绝了一切明丽的颜色，而唯有红色才堪当最剧烈的一记反弹，红色大概也能寓意在长途跋涉的思想苦旅之后，开出了一朵血淋淋的希望之花。https://t.cn/A6JPpU26
很少有政治家会被当作女儿或妻子那样被拥戴和爱护，在政治的世界里，女元首几乎都是女强人，但朴槿惠不是。她从来不是巾帼英雄，也无意把自己塑造成铁腕的总统，她说她一生未婚，已经把自己嫁给了韩国，而在此之前，人们对她的偏爱更多是因为她在青瓦台的成长岁月。这段岁月长达17年，期间，有第一家庭的欢乐和谐，有接待各国政要的外交风采，也有双亲相继遇刺身亡的悲剧事变。她被誉为政治家族的“长公主”，她也曾代替已故的母亲担纲第一夫人，直到1979年带领弟妹离开青瓦台。此后的18年人生在她的自传中被比喻成“孤独而又漫长的航海”。她发誓远离政治，她说，一切都会时过境迁，而年龄就是最好的礼物。然而，年龄似乎又改变了她的初衷。1997年，她决定从政。
又见朴槿惠，人们看到了这位当年养尊处优的国民女儿原来一直都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事实上，在踏入政坛之前的1993年，这个久违的名字就已经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那年，她出任了韩国文化财团的董事长，并且出版了著作《假如我生在平凡之家》。在这本由日记汇编而成的随笔录中，她说，有一对出众的父母就预示着将面临艰难崎岖的道路。她对生活表达深刻的失望，弟弟因为吸毒被多次起诉，妹夫因为诽谤她被她告上了法庭，之后又被判刑，在1992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朴槿惠写道：“如果再次过这样的生活，我宁愿选择死亡。”
文字就是一个女人最好的自救。不能和家人抱团取暖的朴槿惠唯有把苦难和绝望写进日记，把自己的醒悟和决心借助文字来抒发。1998年，她出版了《将苦难当作朋友，把真实作为航标》、《一大把、一小点》，1999年，她又出版了《我的母亲》。《绝望锻炼了我》是她当选总统后出版的自传，在这本自传中，朴槿惠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有过深刻的省思，不再有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结，也不再有痛陈失落和不幸的抱怨，一个女政治家胸怀国家前途命运的光明与坦荡跃然纸上，推荐语说，这是她在经历浮沉之后对权力的透彻领悟。可是，谁能料想，等待着她的，还有更大的绝望，还有更跌宕的浮沉。
2014年4月16日上午，“世越号”客轮浸水下沉，地方海警向青瓦台发布信息，朴槿惠总统却迟迟没有回应，政府营救拖沓，错过黄金救援时间，296人遇难，总理引咎辞职，朴槿惠的政治人设也出现了转折。2015年，慰安妇问题草草解决，朴槿惠接受日本政府10亿日元援助基金，默认日韩达成慰安妇问题最终协议，伤害了韩国民众的民族自尊。2016年，朴槿惠政府不顾中国反对，执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曾经与中俄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却又亲手撕毁了中韩风景独好的蜜月期，也令韩国经济备受打击，一时间民怨四起。而亲信干政事件的暴露终于推倒了朴槿惠执政生涯败落的多米诺骨牌，原来决策不利的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不仅插手国事，而且还掌控着朴槿惠日常的起居。从弹劾和历次的审讯中，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引导朴槿惠度过“孤独而又漫长的航海”的不是苦难本身带给她的坚韧意志，而是歪门邪说蛊惑下所谓的幡然醒悟和豁然开朗。
朴槿惠的省思经历了又一轮颠覆和升级，《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是五年牢狱之灾凝结成的崭新的省思录，在她出狱前两天就已经登上热销榜的首位。韩国人并没有读腻这位昔日的国民女儿的心路历程，铁窗蹉跎了她的精神气质，但她在这蹉跎和绝望中又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从今往后，该信任谁，不再信任谁？此刻，她心里又当思念谁？书的封面是大雪纷飞之中的低头浅笑，她身上裹的是大红的外套和大红的围巾。红色是重获新生，红色也是吉祥如意，出狱的人尤其女人都很喜欢用红色纪念。铁窗的生涯灭绝了一切明丽的颜色，而唯有红色才堪当最剧烈的一记反弹，红色大概也能寓意在长途跋涉的思想苦旅之后，开出了一朵血淋淋的希望之花。https://t.cn/A6JPpU26
【“肥水分流”冲击执业质量？国元证券投行项目现蹊跷利益链】如果说保荐业务是投行收益确定的“基本盘”，那投资业务就是可能带来惊喜的“增量盘”。
上海证券报昨日刊登《保优还是荐劣？国元证券IPO项目频频“卸妆”》一文，对国元证券保荐业务的执业质量提出疑问。这些“变脸”项目牵涉众多中小投资者，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文章见报后，不少投资者向本报反馈，国元证券旗下投资业务也让人“看不懂”。尤其是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元创新投”）与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元创投”）均以“国元”名号示人，与国元证券的关系却“亲疏有别”，前者系国元证券全资子公司，后者的第一大股东却是民企。
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元证券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另类投资平台等齐备且颇具实力的情况下，其控股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元金控集团”）却先后搭建了国元创投、安徽弘博等投资平台，“先知先觉”潜伏入股国元证券的投行项目。并且，国元金控集团还将这些平台的大股东、实控人位置拱手让给“外人”。
此种模式与券商通过自家子公司进行“直投+保荐”的常规操作迥然不同，且导致“肥水分流外人田”。更令人不安的是，存在上述“利益链”的保荐项目如华业香料，不仅上市后业绩大幅下滑，在保荐过程中国元证券还因履职尽责不到位领受了监管罚单。而华业香料虽然上市后股价一路下跌，却并不影响上述利益相关方的减持套现，其收益率更是高达数倍。
依托国元的项目、利用国元的资金、甚至冠以国元的名号，此种投资平台大赚之时，国元证券是否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又是否遭到隐约的牵制无法更好履职尽责、防控风险？关于这些蹊跷的利益链，应有诸多谜团待解。◎记者 徐蔚 ○编辑 孙放
上市后业绩滑坡无碍国元创投“潇洒”套现
去年9月16日，四闯IPO的华业香料终于如愿登陆资本市场。今年9月16日，部分限售股刚迎来解禁，华业香料相关股东立马公告减持套现计划，其中就包括国元创投。
至12月6日，华业香料发布减持进展公告，国元创投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5万股，减持均价24.68元/股。回看华业香料预披露文件，国元创投于2015年通过增资入股，当时是以7.20元/股的价格获得300万股。华业香料2020年上市，今年4月实施分红转增，国元创投持股增至390万股，成本摊薄为5.39元/股。相较此番减持均价，国元创投的收益率接近360%。
打开国元创投的股东榜，其持股37.04%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市中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却是一家民企，两名股东皆为自然人。而国元证券控股股东国元金控集团只是持股33.33%的二股东（目前转为间接持股）。
据天眼查，深圳市中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2500万元，投资领域集中于文娱、地产，资金实力及产业背景都不算突出，且与国元方面未见密切关联。但在国元创投对华业香料的这笔股权投资、套现中，它却有可能是最大获益方。
“这相当于投行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最大的桃子却让别人摘了。这里是否有关键人物的穿针引线，外界不得而知。”上海一家券商的保荐代表人对记者表示。
再看华业香料，其上市之路可谓崎岖，上市后的业绩下滑问题也颇受市场关注。不过，在有国元证券签字背书的招股书（2020年9月10日披露）中，还曾预计当年前三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将同比增长4.72%（与1个多月后公司三季报披露的业绩下滑偏差明显）。
上市首日，华业香料股价最高涨至100.01元/股（未复权），收盘涨幅近400%。此后，资金情绪降温叠加业绩下滑，华业香料股价一路下挫，近期曾跌到24元以下。
除华业香料外，国元创投还入股“热门项目”国盾量子，上市前获得22万股，国盾量子的保荐机构亦为国元证券。如无“国元”名号，不知道国元创投还能否分羹国盾量子的“上市盛宴”？
利益方“踩点”入股 保荐人“搭上”罚单
作为国元证券的关联企业，国元创投是在保荐工作正式开始前“踩点”入股华业香料的。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9月17日国元创投以2160万元的增资额获得了华业香料300万股的股权。2016年6月22日，华业香料首次报送IPO申报稿。
这其中会不会形成利益输送？有资深市场人士表示质疑：“投资、保荐是关联方，他们会不会为了共同的利益‘信息共享’，或者‘保荐种树，投资乘凉’？反过来，对于自家关联方投资的企业，投行在保荐过程中会不会违规、放水？”
就华业香料的案例而言，从2016年起，该公司4次冲击IPO，其间涉及不少问题。而在华业香料曲折漫长的IPO进程中，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可谓“不离不弃”，还为此搭上了一张监管罚单。
2017年4月7日，安徽证监局对华业香料当时的两位保荐代表人出具了警示函，原因是对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的尽职调查不到位，未能充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前述保代表示，2007年券商直投试点开始后，市场曾出现一些乱象，因为有了利益关系，保荐机构就难以保持独立性、客观性。此后，证监会颁布了相关指引予以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规避监管的可能。
前保代与老东家 利益链上谁是大赢家
除国元创投外，国元金控集团还通过控股子公司安徽国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元投资”）参股了另一投资平台安徽弘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弘博”）。这个安徽弘博的股东结构更有“看头”：国元投资持股35%，上海远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远鼓”）持股65%；上海远鼓的股东也是两名自然人，曹明明持股33.33%，戚科仁持股66.67%。
据证券业协会从业信息及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国元证券有位在2019年6月离职的保荐代表人就叫戚科仁。工商信息显示，上海远鼓成立于2019年12月，安徽弘博成立于2020年5月，距戚科仁离职都不到1年时间。
而由戚科仁实控的安徽弘博，又控制了合肥弘博含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肥弘博润泽”）等平台。
其中，国元投资向合肥弘博含章认缴出资额1亿元，约占51.28%的份额；国元投资、国元创新投向合肥弘博润泽分别认缴出资额1亿元、2000万元，各占19.65%、3.93%的份额。曹明明、戚科仁还分头入伙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分别认缴出资额1160万元、5993万元。
据工商信息，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的合伙人出资总额已超7亿元。且在合肥弘博润泽的合伙人中，还有上市公司创业慧康，认缴出资2000万元。2015年创业慧康IPO即由国元证券保荐，保荐代表人之一正是戚科仁。
由此，“前保代”戚科仁借助“老东家”国元的资金、资源优势，迅速掌控了一支颇为可观的资本力量，并立即投身资本市场。其涉足的项目中，正在推进的普丽盛卖壳（重组上市）计划最引人关注，而该项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之一正是国元证券。
本次重组的拟置入资产为润泽科技100%股权，润泽科技目前的第二大股东即合肥弘博润泽。值得关注的是，合肥弘博润泽设立于2020年9月11日，普通合伙人安徽弘博出资10万元，此后迅速增资，使注册资金增至5.09亿元。
约1个月后，普丽盛在去年10月29日停牌筹划重组事项。次日即10月30日，润泽科技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资事项，合肥弘博润泽等多家机构得以突击入股，搭上了借壳快车。
“合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及入股项目需要长周期的沟通谈判。从上述连贯动作看，合肥弘博润泽的设立显然是奔着润泽科技而去，且大概率已提前谈妥了相关安排。”有市场人士分析，“疑问在于，戚科仁依托‘国元系’等资金设立平台突击入股润泽科技，与国元证券担任普丽盛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关联？”
毋庸置疑的是，这笔股权投资所涉利益十分可观。据普丽盛公告，合肥弘博润泽是以约5亿元认缴润泽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923.38万元（股）。据重组草案，普丽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是18.97元/股，合肥弘博润泽可获约2573.5万股。以普丽盛最新收盘价43.11元/股计算，上述股份对应市值超11亿元，这与去年合肥弘博润泽5亿元的投入额相比，潜在收益规模巨大。
凡此种种，均令外界生疑：一边是作为国元证券体内子公司的国元创新投，一边是大股东参股的体外投资平台国元创投、安徽弘博，在国元证券的投行项目中，究竟遵循何种标准，来作出由谁搭乘“顺风车”的选择？国元创投、安徽弘博等接连斩获的投资项目背后，是否有着更为隐秘的利益安排？
上海证券报昨日刊登《保优还是荐劣？国元证券IPO项目频频“卸妆”》一文，对国元证券保荐业务的执业质量提出疑问。这些“变脸”项目牵涉众多中小投资者，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文章见报后，不少投资者向本报反馈，国元证券旗下投资业务也让人“看不懂”。尤其是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元创新投”）与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元创投”）均以“国元”名号示人，与国元证券的关系却“亲疏有别”，前者系国元证券全资子公司，后者的第一大股东却是民企。
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元证券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另类投资平台等齐备且颇具实力的情况下，其控股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元金控集团”）却先后搭建了国元创投、安徽弘博等投资平台，“先知先觉”潜伏入股国元证券的投行项目。并且，国元金控集团还将这些平台的大股东、实控人位置拱手让给“外人”。
此种模式与券商通过自家子公司进行“直投+保荐”的常规操作迥然不同，且导致“肥水分流外人田”。更令人不安的是，存在上述“利益链”的保荐项目如华业香料，不仅上市后业绩大幅下滑，在保荐过程中国元证券还因履职尽责不到位领受了监管罚单。而华业香料虽然上市后股价一路下跌，却并不影响上述利益相关方的减持套现，其收益率更是高达数倍。
依托国元的项目、利用国元的资金、甚至冠以国元的名号，此种投资平台大赚之时，国元证券是否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又是否遭到隐约的牵制无法更好履职尽责、防控风险？关于这些蹊跷的利益链，应有诸多谜团待解。◎记者 徐蔚 ○编辑 孙放
上市后业绩滑坡无碍国元创投“潇洒”套现
去年9月16日，四闯IPO的华业香料终于如愿登陆资本市场。今年9月16日，部分限售股刚迎来解禁，华业香料相关股东立马公告减持套现计划，其中就包括国元创投。
至12月6日，华业香料发布减持进展公告，国元创投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5万股，减持均价24.68元/股。回看华业香料预披露文件，国元创投于2015年通过增资入股，当时是以7.20元/股的价格获得300万股。华业香料2020年上市，今年4月实施分红转增，国元创投持股增至390万股，成本摊薄为5.39元/股。相较此番减持均价，国元创投的收益率接近360%。
打开国元创投的股东榜，其持股37.04%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市中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却是一家民企，两名股东皆为自然人。而国元证券控股股东国元金控集团只是持股33.33%的二股东（目前转为间接持股）。
据天眼查，深圳市中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2500万元，投资领域集中于文娱、地产，资金实力及产业背景都不算突出，且与国元方面未见密切关联。但在国元创投对华业香料的这笔股权投资、套现中，它却有可能是最大获益方。
“这相当于投行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最大的桃子却让别人摘了。这里是否有关键人物的穿针引线，外界不得而知。”上海一家券商的保荐代表人对记者表示。
再看华业香料，其上市之路可谓崎岖，上市后的业绩下滑问题也颇受市场关注。不过，在有国元证券签字背书的招股书（2020年9月10日披露）中，还曾预计当年前三季度扣非后净利润将同比增长4.72%（与1个多月后公司三季报披露的业绩下滑偏差明显）。
上市首日，华业香料股价最高涨至100.01元/股（未复权），收盘涨幅近400%。此后，资金情绪降温叠加业绩下滑，华业香料股价一路下挫，近期曾跌到24元以下。
除华业香料外，国元创投还入股“热门项目”国盾量子，上市前获得22万股，国盾量子的保荐机构亦为国元证券。如无“国元”名号，不知道国元创投还能否分羹国盾量子的“上市盛宴”？
利益方“踩点”入股 保荐人“搭上”罚单
作为国元证券的关联企业，国元创投是在保荐工作正式开始前“踩点”入股华业香料的。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9月17日国元创投以2160万元的增资额获得了华业香料300万股的股权。2016年6月22日，华业香料首次报送IPO申报稿。
这其中会不会形成利益输送？有资深市场人士表示质疑：“投资、保荐是关联方，他们会不会为了共同的利益‘信息共享’，或者‘保荐种树，投资乘凉’？反过来，对于自家关联方投资的企业，投行在保荐过程中会不会违规、放水？”
就华业香料的案例而言，从2016年起，该公司4次冲击IPO，其间涉及不少问题。而在华业香料曲折漫长的IPO进程中，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可谓“不离不弃”，还为此搭上了一张监管罚单。
2017年4月7日，安徽证监局对华业香料当时的两位保荐代表人出具了警示函，原因是对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的尽职调查不到位，未能充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前述保代表示，2007年券商直投试点开始后，市场曾出现一些乱象，因为有了利益关系，保荐机构就难以保持独立性、客观性。此后，证监会颁布了相关指引予以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规避监管的可能。
前保代与老东家 利益链上谁是大赢家
除国元创投外，国元金控集团还通过控股子公司安徽国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元投资”）参股了另一投资平台安徽弘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弘博”）。这个安徽弘博的股东结构更有“看头”：国元投资持股35%，上海远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远鼓”）持股65%；上海远鼓的股东也是两名自然人，曹明明持股33.33%，戚科仁持股66.67%。
据证券业协会从业信息及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国元证券有位在2019年6月离职的保荐代表人就叫戚科仁。工商信息显示，上海远鼓成立于2019年12月，安徽弘博成立于2020年5月，距戚科仁离职都不到1年时间。
而由戚科仁实控的安徽弘博，又控制了合肥弘博含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肥弘博润泽”）等平台。
其中，国元投资向合肥弘博含章认缴出资额1亿元，约占51.28%的份额；国元投资、国元创新投向合肥弘博润泽分别认缴出资额1亿元、2000万元，各占19.65%、3.93%的份额。曹明明、戚科仁还分头入伙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分别认缴出资额1160万元、5993万元。
据工商信息，合肥弘博含章、合肥弘博润泽的合伙人出资总额已超7亿元。且在合肥弘博润泽的合伙人中，还有上市公司创业慧康，认缴出资2000万元。2015年创业慧康IPO即由国元证券保荐，保荐代表人之一正是戚科仁。
由此，“前保代”戚科仁借助“老东家”国元的资金、资源优势，迅速掌控了一支颇为可观的资本力量，并立即投身资本市场。其涉足的项目中，正在推进的普丽盛卖壳（重组上市）计划最引人关注，而该项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之一正是国元证券。
本次重组的拟置入资产为润泽科技100%股权，润泽科技目前的第二大股东即合肥弘博润泽。值得关注的是，合肥弘博润泽设立于2020年9月11日，普通合伙人安徽弘博出资10万元，此后迅速增资，使注册资金增至5.09亿元。
约1个月后，普丽盛在去年10月29日停牌筹划重组事项。次日即10月30日，润泽科技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资事项，合肥弘博润泽等多家机构得以突击入股，搭上了借壳快车。
“合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及入股项目需要长周期的沟通谈判。从上述连贯动作看，合肥弘博润泽的设立显然是奔着润泽科技而去，且大概率已提前谈妥了相关安排。”有市场人士分析，“疑问在于，戚科仁依托‘国元系’等资金设立平台突击入股润泽科技，与国元证券担任普丽盛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关联？”
毋庸置疑的是，这笔股权投资所涉利益十分可观。据普丽盛公告，合肥弘博润泽是以约5亿元认缴润泽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923.38万元（股）。据重组草案，普丽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是18.97元/股，合肥弘博润泽可获约2573.5万股。以普丽盛最新收盘价43.11元/股计算，上述股份对应市值超11亿元，这与去年合肥弘博润泽5亿元的投入额相比，潜在收益规模巨大。
凡此种种，均令外界生疑：一边是作为国元证券体内子公司的国元创新投，一边是大股东参股的体外投资平台国元创投、安徽弘博，在国元证券的投行项目中，究竟遵循何种标准，来作出由谁搭乘“顺风车”的选择？国元创投、安徽弘博等接连斩获的投资项目背后，是否有着更为隐秘的利益安排？
#南京记忆# 观音门是何时拆除的
张智峰
观音门为南京外郭十八门之一，是唯一留有照片的外郭城门。出了观音门，就是燕子矶。民国时期，大多数到燕子矶的游客，都会穿观音门而过。于是，观音门就成了民国游记里的常客。如今，观音门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通过民国文献里有关观音门的只言片语，恢复对观音门的记忆。
观音门位于南京外郭最北端，临近江边燕子矶，西南接佛宁门，东南连姚坊门，“距下关约六英里”。建于明洪武二年（1390）四月，因地处观音山山谷之间，故名观音门。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民国初期，观音门及城楼保存尚好，城楼已被佛宁门僧侣所占。后因筑路，在拆除城楼后不久，也将城门拆除。如今，该门遗址已多不识。
既然观音门被拆除，那么，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均未找到准确答案。权威的《南京城墙志》，只记载了观音门的建造时间，而没有给出观音门的拆除时间。
据笔者所知，南京所有明外郭城门的拆除时间，要么不详，要么模糊。如果观音门拆除时间能够弄清，至少可以填补南京明外郭的历史，并且还可以完善《南京城墙志》之缺。
那么，观音门到底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还是先来梳理一下，民国游记里对观音门的描述。
1925年，王桐岭在《江浙旅行记》提到了观音门。他说：“十一点十分，行八里，至观音门，门为江宁外郭门，因幕府山为城，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出门下坡，不半里，至观音门镇。”
王桐岭《江浙旅行记》对观音门的描述，算是比较详细了。观音门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这个记载与老照片中的观音门，可相互印证。
1926年出版的《燕子矶小学》一书，载有张宗麟、胡家健、沈子善合著的《燕子矶乡村小学参观记》一文，文中也记载了观音门。文章说：“忽然马车停住在一个城门口，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下车出城（观音门）寻到了燕子矶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八点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作者乘马车到观音门前下车，然后出观音门，到燕子矶小学参观的。
1928年创刊的《津浦之声》，刊载了笔名“醉”的文章《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文中也提到了观音门：“观音门，在幕府山之东麓，由燕子矶下山，沿江西行，遥望所谓观音门者，不过沿半山之麓，建一小庙，庙前有一类似回廊之木棚，两端各有墙，西端之墙上横书‘观音门’三字，过此门……”。
对《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的作者而言，远看观音门，如同一座小庙宇。根据记载可知，观音门前不仅有像回廊一样的木棚，而且观音门的两侧还有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记载了在西边一侧的墙上，书写着“观音门”三个字。从观音门旧照中，也能看到“观音门”三个字。只是“观音门”三字，出自何人之手，文中并没有说明。
根据上述所引用的资料，到了1928年时，观音门仍然存在，没有被拆除。
著名学者朱偰在其所著《金陵古迹图考》（1936年出版）中说：“外郭周一百八十里，利用城然土坡，未起城垣，然外郭城门，（如高桥门）尚有存者，重关屹立，形势嵯峨，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如观音门，三年前尚存）亦可叹已。”由于该书有朱偰先生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八日的序，据此推测，观音门拆除于1931年至1934年之间。
虽然，朱偰先生提到了观音门拆除时间，但三年的时间，比较宽泛。近读两则民国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观音门的拆除时间了。
1933年5月16日在南京出版的《自觉》杂志第12期中，笔者查阅到一位笔名“千里”所著的《幕府纪游》。
从《幕府纪游》的记载来看，作者“千里”到幕府山、燕子矶旅行的时间为1933年4月30日。文章说：“自北伐成功，建都南京，首尾已有七年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3年，正好是首尾七年。“时已三时半，遂乘车而返，返时，取道山阳，出观音门，燕子矶头为山岗所蔽，回头看不到。”作者是下午三时半从燕子矶返回的，出了观音门后，作者还想回头看看燕子矶，却因山岗及建在山岗间的观音门所遮挡，并没有看见燕子矶。由“出观音门”这句话，可以证实，在1933年4月底的时候，观音门是存在的。
1934年10月1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编辑出版了《江宁县政概况》。据该书记载：“和燕路为自和平门至燕子矶之孔道，长八公里。燕子矶为首都附近著名名胜，凡游历或道经南京者，莫不以一临此矗立江边之小山为快。游客往来，向称频繁，每届季节，及星期假日，尤有车水马龙之慨……而观音门土城，高坡阻塞，使车辆不能直达燕子矶镇，尤为交通之大碍。去年冬间，县政府鉴于该路之重要，乃派养路工程队将路基放宽，并招商翻修路面，工程费七千余元，已于今年二月底完成。至开錾观音门高坡土方，则由燕子矶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承包，利用农闲，从事工作，工价共二千一百余元，费时仅四十日。自观音门土坡开平及路面翻修完成以后，向日崎岖窄塞，行人咸有戒心之和燕路，已变为宽平之康庄大道。现县市划界实行交割，该路已尽入南京市政府范围矣。”
《江宁县政概况》显示，由于观音门建在高坡上，阻碍了来往车辆直达燕子矶。因而，在1933年冬，当时的江宁县政府有鉴于此，拓宽了和燕路，于1934年2月间完成了道路建设。既然，和燕路变成了“宽平之康庄大道”，那么，说明观音门也就不再是“尤为交通之大碍”，这样的结果是，观音门在这次拓宽和燕路的过程中，被拆除。这与朱偰在文中指出的“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是相吻合的。
综合《金陵古迹图考》、《幕府纪游》和《江宁县政概况》三份资料，毫无疑问，观音门拆除于1933年冬至1934年2月之间。如此，观音门就成为南京外郭城门中，到目前为止第一座有具体拆除时间的城门了。
审稿：李智文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张智峰
观音门为南京外郭十八门之一，是唯一留有照片的外郭城门。出了观音门，就是燕子矶。民国时期，大多数到燕子矶的游客，都会穿观音门而过。于是，观音门就成了民国游记里的常客。如今，观音门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通过民国文献里有关观音门的只言片语，恢复对观音门的记忆。
观音门位于南京外郭最北端，临近江边燕子矶，西南接佛宁门，东南连姚坊门，“距下关约六英里”。建于明洪武二年（1390）四月，因地处观音山山谷之间，故名观音门。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民国初期，观音门及城楼保存尚好，城楼已被佛宁门僧侣所占。后因筑路，在拆除城楼后不久，也将城门拆除。如今，该门遗址已多不识。
既然观音门被拆除，那么，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均未找到准确答案。权威的《南京城墙志》，只记载了观音门的建造时间，而没有给出观音门的拆除时间。
据笔者所知，南京所有明外郭城门的拆除时间，要么不详，要么模糊。如果观音门拆除时间能够弄清，至少可以填补南京明外郭的历史，并且还可以完善《南京城墙志》之缺。
那么，观音门到底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还是先来梳理一下，民国游记里对观音门的描述。
1925年，王桐岭在《江浙旅行记》提到了观音门。他说：“十一点十分，行八里，至观音门，门为江宁外郭门，因幕府山为城，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出门下坡，不半里，至观音门镇。”
王桐岭《江浙旅行记》对观音门的描述，算是比较详细了。观音门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这个记载与老照片中的观音门，可相互印证。
1926年出版的《燕子矶小学》一书，载有张宗麟、胡家健、沈子善合著的《燕子矶乡村小学参观记》一文，文中也记载了观音门。文章说：“忽然马车停住在一个城门口，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下车出城（观音门）寻到了燕子矶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八点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作者乘马车到观音门前下车，然后出观音门，到燕子矶小学参观的。
1928年创刊的《津浦之声》，刊载了笔名“醉”的文章《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文中也提到了观音门：“观音门，在幕府山之东麓，由燕子矶下山，沿江西行，遥望所谓观音门者，不过沿半山之麓，建一小庙，庙前有一类似回廊之木棚，两端各有墙，西端之墙上横书‘观音门’三字，过此门……”。
对《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的作者而言，远看观音门，如同一座小庙宇。根据记载可知，观音门前不仅有像回廊一样的木棚，而且观音门的两侧还有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记载了在西边一侧的墙上，书写着“观音门”三个字。从观音门旧照中，也能看到“观音门”三个字。只是“观音门”三字，出自何人之手，文中并没有说明。
根据上述所引用的资料，到了1928年时，观音门仍然存在，没有被拆除。
著名学者朱偰在其所著《金陵古迹图考》（1936年出版）中说：“外郭周一百八十里，利用城然土坡，未起城垣，然外郭城门，（如高桥门）尚有存者，重关屹立，形势嵯峨，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如观音门，三年前尚存）亦可叹已。”由于该书有朱偰先生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八日的序，据此推测，观音门拆除于1931年至1934年之间。
虽然，朱偰先生提到了观音门拆除时间，但三年的时间，比较宽泛。近读两则民国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观音门的拆除时间了。
1933年5月16日在南京出版的《自觉》杂志第12期中，笔者查阅到一位笔名“千里”所著的《幕府纪游》。
从《幕府纪游》的记载来看，作者“千里”到幕府山、燕子矶旅行的时间为1933年4月30日。文章说：“自北伐成功，建都南京，首尾已有七年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3年，正好是首尾七年。“时已三时半，遂乘车而返，返时，取道山阳，出观音门，燕子矶头为山岗所蔽，回头看不到。”作者是下午三时半从燕子矶返回的，出了观音门后，作者还想回头看看燕子矶，却因山岗及建在山岗间的观音门所遮挡，并没有看见燕子矶。由“出观音门”这句话，可以证实，在1933年4月底的时候，观音门是存在的。
1934年10月1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编辑出版了《江宁县政概况》。据该书记载：“和燕路为自和平门至燕子矶之孔道，长八公里。燕子矶为首都附近著名名胜，凡游历或道经南京者，莫不以一临此矗立江边之小山为快。游客往来，向称频繁，每届季节，及星期假日，尤有车水马龙之慨……而观音门土城，高坡阻塞，使车辆不能直达燕子矶镇，尤为交通之大碍。去年冬间，县政府鉴于该路之重要，乃派养路工程队将路基放宽，并招商翻修路面，工程费七千余元，已于今年二月底完成。至开錾观音门高坡土方，则由燕子矶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承包，利用农闲，从事工作，工价共二千一百余元，费时仅四十日。自观音门土坡开平及路面翻修完成以后，向日崎岖窄塞，行人咸有戒心之和燕路，已变为宽平之康庄大道。现县市划界实行交割，该路已尽入南京市政府范围矣。”
《江宁县政概况》显示，由于观音门建在高坡上，阻碍了来往车辆直达燕子矶。因而，在1933年冬，当时的江宁县政府有鉴于此，拓宽了和燕路，于1934年2月间完成了道路建设。既然，和燕路变成了“宽平之康庄大道”，那么，说明观音门也就不再是“尤为交通之大碍”，这样的结果是，观音门在这次拓宽和燕路的过程中，被拆除。这与朱偰在文中指出的“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是相吻合的。
综合《金陵古迹图考》、《幕府纪游》和《江宁县政概况》三份资料，毫无疑问，观音门拆除于1933年冬至1934年2月之间。如此，观音门就成为南京外郭城门中，到目前为止第一座有具体拆除时间的城门了。
审稿：李智文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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