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九祖蕅益大师有言：“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可见净土法门，能否往生西方，关键在于是否有真信切愿。印光大师也说：“念佛法门，以信愿为先锋，若无真信切愿，勿道不相应不能往生，即相应亦不能决定往生。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愿，未得相应，亦可往生，况已相应乎。”信愿行三者，是西方净土之生因，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三资粮。“盖净土法门，不出信、行、愿三。”这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对净土三资粮，净土宗历代祖师大德多有开示、说明，多位祖师留下著作造福后世、当今。如十一祖省庵大师写《劝发菩提心文》，作《西方发愿文注》，著《涅槃会发愿文》。其净土思想中立愿指向明确，发愿理论丰富。省庵大师把发愿作为修学净土法门的第一要务，认为立愿是具该信、行的资粮枢纽，彰显、重视立愿的重要性。
一、发愿的重要性
净土三资粮中，发愿是生信之后的必然步骤。对西方净土要有信有仰，信者相信也，仰者乐求也，也就是欣然愿往生到净土。愿就是心愿，是从自己内心发心立愿，是发自肺腑的誓愿。净土法门的修行重在立愿，愿是净土得生与否的关键，如蕅益大师所言：“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又云：“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合此信愿，的为净土指南。”
省庵大师秉承净土法门有关发愿的思想理论，对净土立愿的重要性给予多次论证、说明和劝导。他在《劝发菩提心文》中殷殷嘱托道：“尝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纵经尘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 ‘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忘失尚尔，况未发乎？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
修学佛法之入门要道，不在他处，首在发菩提心。佛法修行最紧急的要事，首先是立愿，行无愿不成，无愿必至退转。发心立愿，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是上求下化的必然条件。如果不能发平等慈悲的广大之心，立下坚固不退之愿，则纵使经历尘点劫数，依然不能了脱生死，还在六道轮回。所谓的修行，只是徒劳。《华严经》上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有一菩萨，往昔遇佛，发菩提心。后在世间修行，将前所发菩提心忘失，结果所修无论世间善，还是出世间善，都成了魔业。忘失菩提心尚如此，何况未发？所谓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发愿是修行不可缓之事，欲修学佛法必先立愿。普贤菩萨发十大愿王，观音菩萨发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因地所发四十八愿等等，都是后世修学的模范，也昭示了修行以立愿为本的道理。
省庵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中开示：“勿言一念轻微，勿谓虚愿无益，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莲社宗盟自今缔好。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始也。”不要认为一念轻微，虚愿无益。能发一念西方愿，即播将来净土种。依真心修行，心真则事也真实；依大愿精进，愿广则行深。世间至大者无非虚空，然而与心想比，虚空非大，还是心为大。此心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包太虚，周沙界。世间至坚者无非金刚，然而与愿力相比，金刚非坚，还是愿力最坚。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为此苦，退失西方愿。与会大众，近日结成莲社，发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那么我们未来成就果觉圆满三十二相，百福庄严，就是以今天的发愿为起点。净土十祖行策大师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然选佛场开，是处可入。无论深山净刹世路风尘，要须心作南车，愿为前导，苟所向不乖。”往生西方净土，必须以发心立愿为导向。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列举了十大愿王的神妙德能，描述其在行者临命终时所显发的力用。经云：“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经文描述了一个临终者，哪怕是国王这样的世间最至尊至贵的人，在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的大臣辅相、象马车乘以及一切珍宝财物、妻妾奴婢、尊贵荣誉等等有形的和无相的一切，都不能随他而去。十大愿王内含了引导行人往生西方之功德，在临命终时，显发无作妙用，引导行人往生西方。以此类推，我们净业行人平时立愿往生西方，精进修行，是植愿力之因，而临命终时乘愿往生极乐，即是兑现愿力之殊胜果报。
所以说，信愿行净土三资粮中，愿起着决定性作用。省庵大师在《劝修净土诗》的序言中说：“有行无愿，终不往生。”没有生到西方净土的愿力，纵使念佛念得一心不乱，也不会生到西方。在《西方发愿文注》中，省庵大师论述了信愿行净土三资粮的关系：“又愿之一字，具该信、行。信则自、他、因、果、事、理不虚（信得自心是佛，他人亦然。念佛为因，往生作佛为果实也。西方是事，唯心本性是理。一一真实，故云不虚） 。行则专事持名， 不杂不散。愿则心心好乐，念念希求。如此三事，缺一不可。有信、行而无愿者有矣，未有有愿而无信、行者也。”
净土法门的发愿，本身就包含了信、行。信即蕅益大师所说的深信自、他、因、果、事、理都真实不虚（即相信自心本来是佛，别人也如此。相信念佛为因，必会成就往生净土和最终成佛的果报。相信事相上的西方极乐世界真实存在，而理体上的西方极乐世界为自心所具、所现。这些一一都是真实的，因此说不虚）。行则是专一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不杂不散。愿则是心里时时都怀着喜乐，念念都期盼往生。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有的人对西方净土有信有行，但仍可能不愿往生。但是，已发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誓愿，却仍然对净土无信，并没有念佛的行持，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省庵大师作有一首论述净土信愿行三资粮的诗，诗中写道：“借问往生何计策？须凭信行愿俱全。信根先向心田种，行足还加愿力坚。路乏资粮终不到（有信愿无行），马无缰御孰能前（有信行无愿） 。但将三事为符契， 携手同登九品莲。”有信愿无念佛的行持，往生不了西方净土。有信有行却没有往生的誓愿，这就像马没有缰绳而不能驾驭前行一样，是不能生到西方净土的。
有人对往生净土需要发愿心有疑问，省庵大师在《西方发愿文注》中作了假设性的问答，对发愿的疑问进行了解疑答惑：“又问：为善生天，作恶入地狱，本不发愿。念佛往生，亦复如是，何须待愿而后生耶？答：三界因果，随业所感，固不待愿而成。求生西方，出世正因，若无大愿要期，纵然念佛，决不成就。譬如牛行熟路，虽无御者，亦知归宿。如行生路，决无趋向，必须御者手执绳头，复加鞭策，然后方行。众生心性如牛，三界如熟路，西方如生路，愿如御者，信如手，念似绳头，誓如鞭策。往生如行路，无愿不生，如牛无御。故必以发愿为要也。”
有人问道：行善者生天，作恶者堕入地狱，并不需要发愿。念佛往生，也应如此，何必非要发愿后才能往生呢？省庵大师解释道：三界内的因果报应，都是随众生各自的业力所感，自然不用发愿便会如此。求生西方净土乃是横超三界、出离生死的出世间大事因缘，如果不发大愿激励、约束自己，纵然念佛，也决不可能成功。譬如牛在熟路上，虽然无人驾御，也能回家。如若在陌生的路上，它肯定会搞不清方向，必须由御者手执缰绳，再加以鞭策，然后才能前行。众生的心性如牛，三界如熟路，西方净土如生路，愿如御者，信如手，念佛如缰绳，四弘誓如鞭策。往生西方净土犹如行路，无愿便不能往生，就像牛无人驾御不能前行一样。所以往生净土的事业，必须用发愿来激励自己、约束自己、引导自己。
省庵大师“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广则行深”、“有行无愿，终不往生”、“愿之一字，具该信、行”、“未有有愿而无信行者”、“往生如行路，无愿不生”、净土法门“以发愿为要”等有关净土立愿的观点，既继承了以前净土祖师大德有关净土立愿的思想，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把立愿摆到了修学净土法门的首要位置，作为念佛行持的动力源泉，具该信、行的资粮枢纽，成办往生事业的第一要务，充分彰显了立愿的重要性和在往生西方净土中的关键作用。
一、发愿的重要性
净土三资粮中，发愿是生信之后的必然步骤。对西方净土要有信有仰，信者相信也，仰者乐求也，也就是欣然愿往生到净土。愿就是心愿，是从自己内心发心立愿，是发自肺腑的誓愿。净土法门的修行重在立愿，愿是净土得生与否的关键，如蕅益大师所言：“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又云：“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合此信愿，的为净土指南。”
省庵大师秉承净土法门有关发愿的思想理论，对净土立愿的重要性给予多次论证、说明和劝导。他在《劝发菩提心文》中殷殷嘱托道：“尝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纵经尘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 ‘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忘失尚尔，况未发乎？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
修学佛法之入门要道，不在他处，首在发菩提心。佛法修行最紧急的要事，首先是立愿，行无愿不成，无愿必至退转。发心立愿，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是上求下化的必然条件。如果不能发平等慈悲的广大之心，立下坚固不退之愿，则纵使经历尘点劫数，依然不能了脱生死，还在六道轮回。所谓的修行，只是徒劳。《华严经》上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有一菩萨，往昔遇佛，发菩提心。后在世间修行，将前所发菩提心忘失，结果所修无论世间善，还是出世间善，都成了魔业。忘失菩提心尚如此，何况未发？所谓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发愿是修行不可缓之事，欲修学佛法必先立愿。普贤菩萨发十大愿王，观音菩萨发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因地所发四十八愿等等，都是后世修学的模范，也昭示了修行以立愿为本的道理。
省庵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中开示：“勿言一念轻微，勿谓虚愿无益，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莲社宗盟自今缔好。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始也。”不要认为一念轻微，虚愿无益。能发一念西方愿，即播将来净土种。依真心修行，心真则事也真实；依大愿精进，愿广则行深。世间至大者无非虚空，然而与心想比，虚空非大，还是心为大。此心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包太虚，周沙界。世间至坚者无非金刚，然而与愿力相比，金刚非坚，还是愿力最坚。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为此苦，退失西方愿。与会大众，近日结成莲社，发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那么我们未来成就果觉圆满三十二相，百福庄严，就是以今天的发愿为起点。净土十祖行策大师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然选佛场开，是处可入。无论深山净刹世路风尘，要须心作南车，愿为前导，苟所向不乖。”往生西方净土，必须以发心立愿为导向。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列举了十大愿王的神妙德能，描述其在行者临命终时所显发的力用。经云：“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经文描述了一个临终者，哪怕是国王这样的世间最至尊至贵的人，在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的大臣辅相、象马车乘以及一切珍宝财物、妻妾奴婢、尊贵荣誉等等有形的和无相的一切，都不能随他而去。十大愿王内含了引导行人往生西方之功德，在临命终时，显发无作妙用，引导行人往生西方。以此类推，我们净业行人平时立愿往生西方，精进修行，是植愿力之因，而临命终时乘愿往生极乐，即是兑现愿力之殊胜果报。
所以说，信愿行净土三资粮中，愿起着决定性作用。省庵大师在《劝修净土诗》的序言中说：“有行无愿，终不往生。”没有生到西方净土的愿力，纵使念佛念得一心不乱，也不会生到西方。在《西方发愿文注》中，省庵大师论述了信愿行净土三资粮的关系：“又愿之一字，具该信、行。信则自、他、因、果、事、理不虚（信得自心是佛，他人亦然。念佛为因，往生作佛为果实也。西方是事，唯心本性是理。一一真实，故云不虚） 。行则专事持名， 不杂不散。愿则心心好乐，念念希求。如此三事，缺一不可。有信、行而无愿者有矣，未有有愿而无信、行者也。”
净土法门的发愿，本身就包含了信、行。信即蕅益大师所说的深信自、他、因、果、事、理都真实不虚（即相信自心本来是佛，别人也如此。相信念佛为因，必会成就往生净土和最终成佛的果报。相信事相上的西方极乐世界真实存在，而理体上的西方极乐世界为自心所具、所现。这些一一都是真实的，因此说不虚）。行则是专一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不杂不散。愿则是心里时时都怀着喜乐，念念都期盼往生。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有的人对西方净土有信有行，但仍可能不愿往生。但是，已发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誓愿，却仍然对净土无信，并没有念佛的行持，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省庵大师作有一首论述净土信愿行三资粮的诗，诗中写道：“借问往生何计策？须凭信行愿俱全。信根先向心田种，行足还加愿力坚。路乏资粮终不到（有信愿无行），马无缰御孰能前（有信行无愿） 。但将三事为符契， 携手同登九品莲。”有信愿无念佛的行持，往生不了西方净土。有信有行却没有往生的誓愿，这就像马没有缰绳而不能驾驭前行一样，是不能生到西方净土的。
有人对往生净土需要发愿心有疑问，省庵大师在《西方发愿文注》中作了假设性的问答，对发愿的疑问进行了解疑答惑：“又问：为善生天，作恶入地狱，本不发愿。念佛往生，亦复如是，何须待愿而后生耶？答：三界因果，随业所感，固不待愿而成。求生西方，出世正因，若无大愿要期，纵然念佛，决不成就。譬如牛行熟路，虽无御者，亦知归宿。如行生路，决无趋向，必须御者手执绳头，复加鞭策，然后方行。众生心性如牛，三界如熟路，西方如生路，愿如御者，信如手，念似绳头，誓如鞭策。往生如行路，无愿不生，如牛无御。故必以发愿为要也。”
有人问道：行善者生天，作恶者堕入地狱，并不需要发愿。念佛往生，也应如此，何必非要发愿后才能往生呢？省庵大师解释道：三界内的因果报应，都是随众生各自的业力所感，自然不用发愿便会如此。求生西方净土乃是横超三界、出离生死的出世间大事因缘，如果不发大愿激励、约束自己，纵然念佛，也决不可能成功。譬如牛在熟路上，虽然无人驾御，也能回家。如若在陌生的路上，它肯定会搞不清方向，必须由御者手执缰绳，再加以鞭策，然后才能前行。众生的心性如牛，三界如熟路，西方净土如生路，愿如御者，信如手，念佛如缰绳，四弘誓如鞭策。往生西方净土犹如行路，无愿便不能往生，就像牛无人驾御不能前行一样。所以往生净土的事业，必须用发愿来激励自己、约束自己、引导自己。
省庵大师“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广则行深”、“有行无愿，终不往生”、“愿之一字，具该信、行”、“未有有愿而无信行者”、“往生如行路，无愿不生”、净土法门“以发愿为要”等有关净土立愿的观点，既继承了以前净土祖师大德有关净土立愿的思想，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把立愿摆到了修学净土法门的首要位置，作为念佛行持的动力源泉，具该信、行的资粮枢纽，成办往生事业的第一要务，充分彰显了立愿的重要性和在往生西方净土中的关键作用。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张艺兴[超话]##现在的你想和几岁的张艺兴相遇#
生活没有如果
若是有，最希望成为你至今仍不离不弃的队友
经过你逐梦的春夏秋冬高低起伏岁岁年年
那样便能真正地彼此搀扶、彼此鼓舞
而不必各自幸福
但很遗憾我是个女的
现在
我们已然成为彼此的星辰大海遥相辉映
仰首万里
只要彼此一直都在
便是此生最好的相遇
@努力努力再努力x
生活没有如果
若是有，最希望成为你至今仍不离不弃的队友
经过你逐梦的春夏秋冬高低起伏岁岁年年
那样便能真正地彼此搀扶、彼此鼓舞
而不必各自幸福
但很遗憾我是个女的
现在
我们已然成为彼此的星辰大海遥相辉映
仰首万里
只要彼此一直都在
便是此生最好的相遇
@努力努力再努力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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