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的瞬间#【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您长眠，我常念
按照当地风俗来说老人去世其实是喜事，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外爷走了、属于我的童年趣事好像不会再有人提起了。就连妈妈都不会记得，可能那段时间妈妈不在身边的原因，也只是听外爷外婆讲起而已。后来不管我多大只要见一次外爷他都会跟我讲:“那个在半山腰上去下不来的娃是谁？还要我抱下来”。这是跟着外爷去放羊，不记得几岁，外爷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的，只记得那个时候是摘瓢子，雪，珍，想，兵，我，对就是我们几个，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他们每爬上一个山坡摘完我才抓着旁边的草爬上去，抓空的时候还会往下滑一点，就是又害怕掉下去又想爬上去吃又看着跑远几个人，又着急又菜又爱玩。上去还爬不下来，趴着叫善后的外爷前来解救，就这样一个又一个重复相同的操作，上去下不来，永远跟在他们后面跑，整个行程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手里都有一把瓢子，就我没有，我是边摘边吃的，但是外爷有给我挑了几个很大的让我说自己摘的，我还炫耀了……。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亲子（舅妈），饭不要盐不要醋，快给我端来。”其实是已经饿的吃不及了，想要越快越好，对于从小挑食不吃饭的我来说，第一次对饭这么着急，所以外爷也一直挂在嘴边。经常被外爷提起的就是爬上山坡下不来。吃饭不要盐不要醋。外爷惹生气了，一口气掰掉了后院子十几个未成熟的玉米，还只掰边上的，里面的不敢进去。收拾好自己的包包在大雨天说要自己走回家。偷偷把外婆做的手工鞋全试一遍，不管多大码。想妈妈的时候就喜欢被外爷背在背上晃。所以我也就只记得这些了……好在生病的那段时间视频还记得我，听妈妈说即使嘴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换衣服的时候还是会强调要穿我买的衣服。年前刚出院就被爸妈骗着接到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爸爸妈妈不听他话，很生气，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告状，告完状就让我给舅舅打电话，说他有事要说，是的，那天晚上说了很多很多，有些话我都开始听不懂了，心里已经莫名的开始难过，所以我留下了图一的视频截图。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很奇妙，外爷半夜三点多时候去世的，我是两点多被一只蚊子吵醒，有种大脑被强制开机的感觉，摇摇晃晃坐起来看了一眼时间，两点四十多，也许这是唯一一次很准的感应吧！第二天如果我不早上打视频回去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会告诉我，疫情当前家人的意思是暂时不要回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21年过年……。
按照当地风俗来说老人去世其实是喜事，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外爷走了、属于我的童年趣事好像不会再有人提起了。就连妈妈都不会记得，可能那段时间妈妈不在身边的原因，也只是听外爷外婆讲起而已。后来不管我多大只要见一次外爷他都会跟我讲:“那个在半山腰上去下不来的娃是谁？还要我抱下来”。这是跟着外爷去放羊，不记得几岁，外爷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的，只记得那个时候是摘瓢子，雪，珍，想，兵，我，对就是我们几个，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他们每爬上一个山坡摘完我才抓着旁边的草爬上去，抓空的时候还会往下滑一点，就是又害怕掉下去又想爬上去吃又看着跑远几个人，又着急又菜又爱玩。上去还爬不下来，趴着叫善后的外爷前来解救，就这样一个又一个重复相同的操作，上去下不来，永远跟在他们后面跑，整个行程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手里都有一把瓢子，就我没有，我是边摘边吃的，但是外爷有给我挑了几个很大的让我说自己摘的，我还炫耀了……。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亲子（舅妈），饭不要盐不要醋，快给我端来。”其实是已经饿的吃不及了，想要越快越好，对于从小挑食不吃饭的我来说，第一次对饭这么着急，所以外爷也一直挂在嘴边。经常被外爷提起的就是爬上山坡下不来。吃饭不要盐不要醋。外爷惹生气了，一口气掰掉了后院子十几个未成熟的玉米，还只掰边上的，里面的不敢进去。收拾好自己的包包在大雨天说要自己走回家。偷偷把外婆做的手工鞋全试一遍，不管多大码。想妈妈的时候就喜欢被外爷背在背上晃。所以我也就只记得这些了……好在生病的那段时间视频还记得我，听妈妈说即使嘴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换衣服的时候还是会强调要穿我买的衣服。年前刚出院就被爸妈骗着接到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爸爸妈妈不听他话，很生气，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告状，告完状就让我给舅舅打电话，说他有事要说，是的，那天晚上说了很多很多，有些话我都开始听不懂了，心里已经莫名的开始难过，所以我留下了图一的视频截图。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很奇妙，外爷半夜三点多时候去世的，我是两点多被一只蚊子吵醒，有种大脑被强制开机的感觉，摇摇晃晃坐起来看了一眼时间，两点四十多，也许这是唯一一次很准的感应吧！第二天如果我不早上打视频回去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会告诉我，疫情当前家人的意思是暂时不要回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21年过年……。
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作者：@EatWithChina ）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作者：@EatWith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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