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收摄身心 】
我们常说的就是站桩、打坐。但不仅仅是这个方法,千人千法。
古代流行下来的琴、棋、书、画、诗、花、茶,到大自然里去(不看手机),做做家务,收拾房间,只要气专一处,都能让心神安定。往往欲望太多,却没有行动,所以心神安定不下来——从而影响睡眠,睡眠不好又影响心情……
我个人是很喜欢到大自然里去的,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都被我逛遍了,大自然很滋养人的。
[微风][微风][微风]#焦虑##失眠#
我们常说的就是站桩、打坐。但不仅仅是这个方法,千人千法。
古代流行下来的琴、棋、书、画、诗、花、茶,到大自然里去(不看手机),做做家务,收拾房间,只要气专一处,都能让心神安定。往往欲望太多,却没有行动,所以心神安定不下来——从而影响睡眠,睡眠不好又影响心情……
我个人是很喜欢到大自然里去的,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都被我逛遍了,大自然很滋养人的。
[微风][微风][微风]#焦虑##失眠#
#2022年第13本书# 疫情三年,憋了三年。那天听到樊登老师的推荐,突然特别怀念每年去欧洲逛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馆的日子,于是就买了这本书。一本书浓缩了从古代,近代再到现代整个欧洲美术的发展史,内容量还是挺大的。对我这种非美术专业的外行读者来说,我觉得记住那些所谓的学院派,印象派,抽象派等等之类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站在一幅幅画的面前,透过画家的画笔,用他的视角,去感受当时的政治社会场景下的生活,通过这些画来把我们与过去连接,共情人类相通的喜怒哀乐,从而思考我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记鹰攫人首佩》
起初,我是想着一些关于这件器物的文字,给他一个我自认为合理的年代判断,但真正拿起笔的时候,这种想法又突然改变了。也许针对某些古代艺术品,特别是高古艺术门类,人们试图弄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一系列问题,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又也许,这种扑朔迷离(当然不是真假方面)又是许多伟大古代艺术品所应具有的特质之一。
这件无数次出现在教科书里面的“鹰攫人首佩”我们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其真容问世还是在北京故宫这次“何以中国”的展出中。之前与同业聊天,大家对这件器物似乎争论不小,不仅仅是其具体年代,甚至是真假。隔着展窗,拙见判断首先它确系高古无疑,在对其具体年代展开猜测之前,我突然想到了关于它的一点蛛丝马迹:“1946年7月10日前后,沈兼士找我去见他,告我北京美国驻军葛莱士上校(Colonel Gally)来联系,声称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现借美军使用,屋内有两具保险柜,一具美军进入之前已打开,空无一物,一具铁柜锁住,不知中有何物……他们试用各种方法都未能打开柜门,最后只好用加氧气的喷火器将柜门烧开。柜中发现小型手提的保险匣二十一具……这批器物属于细软性质,件头小,数量多而价值高……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王世襄《锦灰堆》贰卷 三忆往)。如王世襄先生所述,这件玉佩在乾隆朝业已入藏清宫,而且被视作尤物专门与制作了锦匣。
我们把实现回到玉佩本身,一只展翅侧头的鹰(更像是雕,因其嘴较大),两只利爪分别抓着一只人头,鹰的两肩有镂空装饰。仔细阅读,这件器物似乎存在着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种信息。按照古玩属于“标形学”这一观点,似乎很难判断这件器物的准确年代。单就鹰本身来说,这种正面展翅、侧头的图腾形式在石家河及龙山文化时期屡见不鲜,如图。而所攫人首的样貌,也与石家河遗址出土记录的几件器物如出一辙,如图。往细部观察,鹰攫人首佩大部分采用的是商代流行的双阴挤阳线装饰。打个比方,如果有一张老照片,一位身着清代服饰的人物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那么证明照片的拍摄年代绝不会早于劳力士手表创造品牌时期,也就是说,劳力士手表创造品牌的日子就是这张照片的年代上限。回到玉佩本身,既然大面积运用了双阴挤阳技法,说明玉佩的制作年代应在这种技法成熟以后,有资料可查的就是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所出土的大量器物,如图。当然,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只是商代玉器成熟表现的一个缩影,而双阴挤阳又是妇好墓玉器大量使用的装饰技法。那么,有没有一件商代器物使用的是文化期(龙山、石家河)时期惯用的减地阳线(真阳线)呢?当然有,如图。天津博物馆这件具有蘑菇角的玉龙,周身装饰均采用减地阳线,虽然这样,它的整体面貌确系商代无疑。做个假设,把鹰攫人首佩身上的双阴挤阳线换成减地阳线,那么,我们对它年代的判断可能会提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龙山、石家河、商晚,这三个时期的工艺样貌同时出现在这一件器物上,本着劳力士手表“最晚的最晚”原则,那么它的年代下限应在商王武丁前后,也就是商末,至于为何出现了龙山、石家河不同的元素,大胆猜测会不会是当时慕古之风已经开启,统治阶层对于先民的崇敬之心无以表达,从而制作出这样一件器物聊以自足,实难猜测。
图片选择仓促,见谅#古玉##我在故宫看展览#
起初,我是想着一些关于这件器物的文字,给他一个我自认为合理的年代判断,但真正拿起笔的时候,这种想法又突然改变了。也许针对某些古代艺术品,特别是高古艺术门类,人们试图弄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一系列问题,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又也许,这种扑朔迷离(当然不是真假方面)又是许多伟大古代艺术品所应具有的特质之一。
这件无数次出现在教科书里面的“鹰攫人首佩”我们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其真容问世还是在北京故宫这次“何以中国”的展出中。之前与同业聊天,大家对这件器物似乎争论不小,不仅仅是其具体年代,甚至是真假。隔着展窗,拙见判断首先它确系高古无疑,在对其具体年代展开猜测之前,我突然想到了关于它的一点蛛丝马迹:“1946年7月10日前后,沈兼士找我去见他,告我北京美国驻军葛莱士上校(Colonel Gally)来联系,声称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现借美军使用,屋内有两具保险柜,一具美军进入之前已打开,空无一物,一具铁柜锁住,不知中有何物……他们试用各种方法都未能打开柜门,最后只好用加氧气的喷火器将柜门烧开。柜中发现小型手提的保险匣二十一具……这批器物属于细软性质,件头小,数量多而价值高……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王世襄《锦灰堆》贰卷 三忆往)。如王世襄先生所述,这件玉佩在乾隆朝业已入藏清宫,而且被视作尤物专门与制作了锦匣。
我们把实现回到玉佩本身,一只展翅侧头的鹰(更像是雕,因其嘴较大),两只利爪分别抓着一只人头,鹰的两肩有镂空装饰。仔细阅读,这件器物似乎存在着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种信息。按照古玩属于“标形学”这一观点,似乎很难判断这件器物的准确年代。单就鹰本身来说,这种正面展翅、侧头的图腾形式在石家河及龙山文化时期屡见不鲜,如图。而所攫人首的样貌,也与石家河遗址出土记录的几件器物如出一辙,如图。往细部观察,鹰攫人首佩大部分采用的是商代流行的双阴挤阳线装饰。打个比方,如果有一张老照片,一位身着清代服饰的人物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那么证明照片的拍摄年代绝不会早于劳力士手表创造品牌时期,也就是说,劳力士手表创造品牌的日子就是这张照片的年代上限。回到玉佩本身,既然大面积运用了双阴挤阳技法,说明玉佩的制作年代应在这种技法成熟以后,有资料可查的就是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所出土的大量器物,如图。当然,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只是商代玉器成熟表现的一个缩影,而双阴挤阳又是妇好墓玉器大量使用的装饰技法。那么,有没有一件商代器物使用的是文化期(龙山、石家河)时期惯用的减地阳线(真阳线)呢?当然有,如图。天津博物馆这件具有蘑菇角的玉龙,周身装饰均采用减地阳线,虽然这样,它的整体面貌确系商代无疑。做个假设,把鹰攫人首佩身上的双阴挤阳线换成减地阳线,那么,我们对它年代的判断可能会提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龙山、石家河、商晚,这三个时期的工艺样貌同时出现在这一件器物上,本着劳力士手表“最晚的最晚”原则,那么它的年代下限应在商王武丁前后,也就是商末,至于为何出现了龙山、石家河不同的元素,大胆猜测会不会是当时慕古之风已经开启,统治阶层对于先民的崇敬之心无以表达,从而制作出这样一件器物聊以自足,实难猜测。
图片选择仓促,见谅#古玉##我在故宫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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