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今日二月初八，阳历是春分，是个好日子。下了雨，又放晴，后转阴，再起了雾，哈哈哈哈，岂非是，春秋幻梦二十七载，不出风云雨露哉
老兄，你说你今日是，生辰行乐求快意，四顾惊泪下，原来酒食罗列人独坐
老兄，你思想岔了。吾等零落人，勿思天月圆。心眼里，只看着这三两肉五两酒，才得快活哟
老兄，青山绿水之别也久矣，你是个拔剑的铁心男子，万不可做我这样的郁郁姿态，生日快乐@-冬夜雨-
老兄，你说你今日是，生辰行乐求快意，四顾惊泪下，原来酒食罗列人独坐
老兄，你思想岔了。吾等零落人，勿思天月圆。心眼里，只看着这三两肉五两酒，才得快活哟
老兄，青山绿水之别也久矣，你是个拔剑的铁心男子，万不可做我这样的郁郁姿态，生日快乐@-冬夜雨-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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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02
禅宗的忏罪法门
二祖传法给三祖，却没有初祖对他那么严厉。（《指月录》卷四）
『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祖曰：将罪来与汝忏。士良久曰：觅罪了不可得。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祖深器之，即为剃发。曰：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二祖向初祖求“安心”，而三祖向二祖是求“安身”。
依佛法来讲，身体上的病，是由“业力”所生。业通三世因果，所以有先天的五官不全，身体的残疾与怪病等。“业”由“心”造，而身没有离开心，因此，心物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心物一元。可是，佛法特重于心，以心为根本，心转，物亦随之转。如要治身，不如治心。三祖在悟到罪性无自性以后，一切病症，都渐渐的痊愈了。
三祖要二祖忏罪时，他体会良久，悟到罪性如幻，跟心一样，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是般若（智慧）的观照。学佛学禅，讲究的是智慧的解脱，所以才有唯“智”能度的说法。
三祖在觅罪了不可得的当下，二祖就顺著三祖的心意说，为你忏好罪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一切罪业，一切因果虽然如幻，但在幻化过程当中，使我们有真实的感受，既然有真实的感受，我们怎么可以不怕呢？！如果在证到罪性是“空”的时候，应该要乘悟并销，所谓“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如果只是在意识上认为罪性是“空无”的，而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认为就是“禅”，一切不在乎，认为就是“解脱”，这绝对不是“禅”的道理。
佛、法、僧在现象的作用上说，分为三个，故称三宝。二祖要三祖宜依“佛、法、僧住”的时候，三祖说：我现在见到你，知道是僧，但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二祖说：心就是佛，心就是法，佛、法合起来就是僧。三祖顿时悟入“一心三宝”。二祖非常器重他，就与他剃度，是为三祖，并赐名僧璨。
见微知著
三祖来见二祖的时候，是一位在家人（居士），并不讲出他的姓名与来历。从这一点，去探索自初祖至于二、三祖之间，当时社会的形态，变乱太大，再配合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就可以找出一条“文化发展史”的正确方向。而一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往往只走独条道路，并不配合这些因素来研究。
当时的佛学，偏重于“义理”的阐述，因此造成很多佛学的学阀，自以为是。达摩祖师来了以后，提倡脱掉学术的外衣，直指“心性”，做实证的工夫，这在当时，犯了很大的忌讳。初祖被毒，二祖被害，皆种因于此。后来三祖四祖，为了避国难或教难，干脆把真实姓名隐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关于这一点，应该加以注意。
李长者的奇遇
由于三祖隐姓埋名，使我想起一个故事。
唐代有一位注“华严经”的李长者，只知他是唐代宗室，或是一位世子。唐代在高宗以后，政治非常纷乱，尤其武则天杀唐李氏后裔，使李家后代，大都逃亡流落于他方。《华严经》是佛学里头一部大经典，共有八十卷。有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李长者国为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以就发心修道。他想注解《华严经》，便背着一部《华严经》及笔墨用具，往深山里去。在山中转了很久，都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只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从山前在一纵跳到他的身边，匍匐在地，像一只狗见到主人一样，竖着尾巴直摇。他看到这种情形，晓得是神迹出现，就上前拍拍老虎的头说：我发心注解《华严经》，请你帮我忙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吗？说著就骑上虎背，老虎驮着他跑过好几个山头，最后找到一个山洞，他就在此洞作注解的工作。据说，他由于太专心的缘故，把时间都忘记了，到了晚上，洞中就放光，因此他可以不分昼夜的工作。而吃饭的时候，有两位天女为他送饭，并且随时补充必需要的用品。
这些奇异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很迷信，然而也是很真实的。李长者注完了《华严经》，把稿子留下，人便不知所终了。这一部《华严经》注解，影响后代研究《华严经》的思想很大。李长者这种作风，说明了两点：第一：是受隐士思想的影响，第二：是回避政治上的恩怨。而三祖的情形，可能与李长者同出一辙。
禅宗的忏罪法门
二祖传法给三祖，却没有初祖对他那么严厉。（《指月录》卷四）
『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祖曰：将罪来与汝忏。士良久曰：觅罪了不可得。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祖深器之，即为剃发。曰：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二祖向初祖求“安心”，而三祖向二祖是求“安身”。
依佛法来讲，身体上的病，是由“业力”所生。业通三世因果，所以有先天的五官不全，身体的残疾与怪病等。“业”由“心”造，而身没有离开心，因此，心物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心物一元。可是，佛法特重于心，以心为根本，心转，物亦随之转。如要治身，不如治心。三祖在悟到罪性无自性以后，一切病症，都渐渐的痊愈了。
三祖要二祖忏罪时，他体会良久，悟到罪性如幻，跟心一样，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是般若（智慧）的观照。学佛学禅，讲究的是智慧的解脱，所以才有唯“智”能度的说法。
三祖在觅罪了不可得的当下，二祖就顺著三祖的心意说，为你忏好罪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一切罪业，一切因果虽然如幻，但在幻化过程当中，使我们有真实的感受，既然有真实的感受，我们怎么可以不怕呢？！如果在证到罪性是“空”的时候，应该要乘悟并销，所谓“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如果只是在意识上认为罪性是“空无”的，而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认为就是“禅”，一切不在乎，认为就是“解脱”，这绝对不是“禅”的道理。
佛、法、僧在现象的作用上说，分为三个，故称三宝。二祖要三祖宜依“佛、法、僧住”的时候，三祖说：我现在见到你，知道是僧，但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二祖说：心就是佛，心就是法，佛、法合起来就是僧。三祖顿时悟入“一心三宝”。二祖非常器重他，就与他剃度，是为三祖，并赐名僧璨。
见微知著
三祖来见二祖的时候，是一位在家人（居士），并不讲出他的姓名与来历。从这一点，去探索自初祖至于二、三祖之间，当时社会的形态，变乱太大，再配合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就可以找出一条“文化发展史”的正确方向。而一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往往只走独条道路，并不配合这些因素来研究。
当时的佛学，偏重于“义理”的阐述，因此造成很多佛学的学阀，自以为是。达摩祖师来了以后，提倡脱掉学术的外衣，直指“心性”，做实证的工夫，这在当时，犯了很大的忌讳。初祖被毒，二祖被害，皆种因于此。后来三祖四祖，为了避国难或教难，干脆把真实姓名隐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关于这一点，应该加以注意。
李长者的奇遇
由于三祖隐姓埋名，使我想起一个故事。
唐代有一位注“华严经”的李长者，只知他是唐代宗室，或是一位世子。唐代在高宗以后，政治非常纷乱，尤其武则天杀唐李氏后裔，使李家后代，大都逃亡流落于他方。《华严经》是佛学里头一部大经典，共有八十卷。有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李长者国为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以就发心修道。他想注解《华严经》，便背着一部《华严经》及笔墨用具，往深山里去。在山中转了很久，都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只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从山前在一纵跳到他的身边，匍匐在地，像一只狗见到主人一样，竖着尾巴直摇。他看到这种情形，晓得是神迹出现，就上前拍拍老虎的头说：我发心注解《华严经》，请你帮我忙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吗？说著就骑上虎背，老虎驮着他跑过好几个山头，最后找到一个山洞，他就在此洞作注解的工作。据说，他由于太专心的缘故，把时间都忘记了，到了晚上，洞中就放光，因此他可以不分昼夜的工作。而吃饭的时候，有两位天女为他送饭，并且随时补充必需要的用品。
这些奇异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很迷信，然而也是很真实的。李长者注完了《华严经》，把稿子留下，人便不知所终了。这一部《华严经》注解，影响后代研究《华严经》的思想很大。李长者这种作风，说明了两点：第一：是受隐士思想的影响，第二：是回避政治上的恩怨。而三祖的情形，可能与李长者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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