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恒文离开了青岛红岛镇前阳村的家，上了逃往台湾的兵船。这一年他27岁，留在老家的妻子任秀芳26岁，儿子4岁，女儿才刚刚百天。
当年，俩人订的是娃娃亲，任秀芳19岁嫁到王家，公公婆婆都在，王恒文还有五个弟兄。后来，夫妻俩分出来单过，王恒文在国民党区公所工作经常不在家，任秀芳在家种地，生活也还安稳。
青岛解放前的一天，王恒文突然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饭都没吃，他就被青岛来的电话叫走，从此再也没回来。
没几天，任秀芳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不见丈夫回来，她吓坏了，托人打听，得知丈夫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丈夫在船上病了，被扔到了大海里。
他们结婚已经7年，感情特别好。王恒文虽然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任秀芳从来没有觉着丈夫不爱这个家，不爱自己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不会把老婆、孩子一扔就走，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侯公婆已经老了，家里五个兄弟轮着奉养，任秀芳这个寡儿孤母一样要承担责任。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她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没有人来帮她，婆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
日子过得磕磕绊绊，许多次，任秀芳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哭，哭自己这不中用，哭丈夫太狠心。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种地。
一年又一年，她越等心越凉。
王恒文十几年没有音信，那时公婆也都不在了，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任秀芳提亲。可任秀芳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也要为他守节。
就这样，她靠着娘家接济、村里的帮助，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结了婚成了家。那时，王恒文没有音信已经30多年，她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丈夫已经死了的消息，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王恒文还活着，而且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好几家企业。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跟王恒文联系上，把任秀芳的情况告诉了他。
那个同乡又给村里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以为丈夫肯定会马上回来。可是，丈夫却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不能回来探亲。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
任秀芳虽然理解丈夫，心里还是非常难受，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她托人给丈夫捎了信，说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但是，信儿捎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她知道让丈夫为难了。
直到1988年8月，王恒文与任秀芳才在香港见了面。可惜的是，王恒文台湾的太太也来了，而且寸步不离。相聚的气氛始终是客客气气。
原来，当年王恒文是被国民党军强行带走的。他到台湾后，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的台湾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与他在一个学校。她是将门之家，有权有势，同王恒文的恋爱遭家庭强烈反对。可她特别倔强，竟与家庭决裂，与王恒文过起了苦日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同娘家和解，事业上也得到了帮助，过得越来越好。
几次的交谈之后，两个妻子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任秀芳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后，俩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越说越伤心，最后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离开时，王恒文说再过10年一定退休，回祖国老家看看。任秀芳心里特别凄凉，十年后自己76岁，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回家以后，王恒文反倒是经常捎来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任秀芳治病，好好活下去等他回来。这让任秀芳第一次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自己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1999年的1月，王恒文来信说他正式退休了，任秀芳马上给他回信，希望他回来过年，可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任秀芳，说王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任秀芳这才知道，丈夫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7月4日，政府来车送她去机场接王恒文，整整50年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这次王恒文是公务在身，只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傍晚，俩人在海边散步时，王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任秀芳知道，台湾那个家也是丈夫在恒文的牵挂，她从心里希望这两个家能成为一个大家。其实，大家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这种分离还要承受多久？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任秀芳的女儿经常劝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
当年，俩人订的是娃娃亲，任秀芳19岁嫁到王家，公公婆婆都在，王恒文还有五个弟兄。后来，夫妻俩分出来单过，王恒文在国民党区公所工作经常不在家，任秀芳在家种地，生活也还安稳。
青岛解放前的一天，王恒文突然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饭都没吃，他就被青岛来的电话叫走，从此再也没回来。
没几天，任秀芳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不见丈夫回来，她吓坏了，托人打听，得知丈夫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丈夫在船上病了，被扔到了大海里。
他们结婚已经7年，感情特别好。王恒文虽然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任秀芳从来没有觉着丈夫不爱这个家，不爱自己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不会把老婆、孩子一扔就走，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侯公婆已经老了，家里五个兄弟轮着奉养，任秀芳这个寡儿孤母一样要承担责任。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她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没有人来帮她，婆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
日子过得磕磕绊绊，许多次，任秀芳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哭，哭自己这不中用，哭丈夫太狠心。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种地。
一年又一年，她越等心越凉。
王恒文十几年没有音信，那时公婆也都不在了，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任秀芳提亲。可任秀芳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也要为他守节。
就这样，她靠着娘家接济、村里的帮助，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结了婚成了家。那时，王恒文没有音信已经30多年，她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丈夫已经死了的消息，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王恒文还活着，而且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好几家企业。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跟王恒文联系上，把任秀芳的情况告诉了他。
那个同乡又给村里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以为丈夫肯定会马上回来。可是，丈夫却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不能回来探亲。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
任秀芳虽然理解丈夫，心里还是非常难受，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她托人给丈夫捎了信，说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但是，信儿捎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她知道让丈夫为难了。
直到1988年8月，王恒文与任秀芳才在香港见了面。可惜的是，王恒文台湾的太太也来了，而且寸步不离。相聚的气氛始终是客客气气。
原来，当年王恒文是被国民党军强行带走的。他到台湾后，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的台湾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与他在一个学校。她是将门之家，有权有势，同王恒文的恋爱遭家庭强烈反对。可她特别倔强，竟与家庭决裂，与王恒文过起了苦日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同娘家和解，事业上也得到了帮助，过得越来越好。
几次的交谈之后，两个妻子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任秀芳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后，俩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越说越伤心，最后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离开时，王恒文说再过10年一定退休，回祖国老家看看。任秀芳心里特别凄凉，十年后自己76岁，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回家以后，王恒文反倒是经常捎来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任秀芳治病，好好活下去等他回来。这让任秀芳第一次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自己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1999年的1月，王恒文来信说他正式退休了，任秀芳马上给他回信，希望他回来过年，可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任秀芳，说王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任秀芳这才知道，丈夫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7月4日，政府来车送她去机场接王恒文，整整50年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这次王恒文是公务在身，只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傍晚，俩人在海边散步时，王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任秀芳知道，台湾那个家也是丈夫在恒文的牵挂，她从心里希望这两个家能成为一个大家。其实，大家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这种分离还要承受多久？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任秀芳的女儿经常劝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
学会不与“垃圾人”争辩，你就赢了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1949年，王恒文离开了青岛红岛镇前阳村的家，上了逃往台湾的兵船。这一年他27岁，留在老家的妻子任秀芳26岁，儿子4岁，女儿才刚刚百天。
当年，俩人订的是娃娃亲，任秀芳19岁嫁到王家，公公婆婆都在，王恒文还有五个弟兄。后来，夫妻俩分出来单过，王恒文在国民党区公所工作经常不在家，任秀芳在家种地，生活也还安稳。
青岛解放前的一天，王恒文突然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饭都没吃，他就被青岛来的电话叫走，从此再也没回来。
没几天，任秀芳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不见丈夫回来，她吓坏了，托人打听，得知丈夫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丈夫在船上病了，被扔到了大海里。
他们结婚已经7年，感情特别好。王恒文虽然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任秀芳从来没有觉着丈夫不爱这个家，不爱自己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不会把老婆、孩子一扔就走，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侯公婆已经老了，家里五个兄弟轮着奉养，任秀芳这个寡儿孤母一样要承担责任。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她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没有人来帮她，婆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
日子过得磕磕绊绊，许多次，任秀芳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哭，哭自己这不中用，哭丈夫太狠心。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种地。
一年又一年，她越等心越凉。
王恒文十几年没有音信，那时公婆也都不在了，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任秀芳提亲。可任秀芳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也要为他守节。
就这样，她靠着娘家接济、村里的帮助，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结了婚成了家。那时，王恒文没有音信已经30多年，她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丈夫已经死了的消息，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王恒文还活着，而且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好几家企业。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跟王恒文联系上，把任秀芳的情况告诉了他。
那个同乡又给村里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以为丈夫肯定会马上回来。可是，丈夫却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不能回来探亲。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
任秀芳虽然理解丈夫，心里还是非常难受，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她托人给丈夫捎了信，说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但是，信儿捎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她知道让丈夫为难了。
直到1988年8月，王恒文与任秀芳才在香港见了面。可惜的是，王恒文台湾的太太也来了，而且寸步不离。相聚的气氛始终是客客气气。
原来，当年王恒文是被国民党军强行带走的。他到台湾后，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的台湾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与他在一个学校。她是将门之家，有权有势，同王恒文的恋爱遭家庭强烈反对。可她特别倔强，竟与家庭决裂，与王恒文过起了苦日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同娘家和解，事业上也得到了帮助，过得越来越好。
几次的交谈之后，两个妻子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任秀芳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后，俩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越说越伤心，最后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离开时，王恒文说再过10年一定退休，回祖国老家看看。任秀芳心里特别凄凉，十年后自己76岁，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回家以后，王恒文反倒是经常捎来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任秀芳治病，好好活下去等他回来。这让任秀芳第一次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自己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1999年的1月，王恒文来信说他正式退休了，任秀芳马上给他回信，希望他回来过年，可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任秀芳，说王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任秀芳这才知道，丈夫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7月4日，政府来车送她去机场接王恒文，整整50年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这次王恒文是公务在身，只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傍晚，俩人在海边散步时，王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任秀芳知道，台湾那个家也是丈夫在恒文的牵挂，她从心里希望这两个家能成为一个大家。其实，大家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这种分离还要承受多久？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任秀芳的女儿经常劝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
当年，俩人订的是娃娃亲，任秀芳19岁嫁到王家，公公婆婆都在，王恒文还有五个弟兄。后来，夫妻俩分出来单过，王恒文在国民党区公所工作经常不在家，任秀芳在家种地，生活也还安稳。
青岛解放前的一天，王恒文突然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饭都没吃，他就被青岛来的电话叫走，从此再也没回来。
没几天，任秀芳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不见丈夫回来，她吓坏了，托人打听，得知丈夫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丈夫在船上病了，被扔到了大海里。
他们结婚已经7年，感情特别好。王恒文虽然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任秀芳从来没有觉着丈夫不爱这个家，不爱自己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不会把老婆、孩子一扔就走，肯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侯公婆已经老了，家里五个兄弟轮着奉养，任秀芳这个寡儿孤母一样要承担责任。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她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没有人来帮她，婆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
日子过得磕磕绊绊，许多次，任秀芳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哭，哭自己这不中用，哭丈夫太狠心。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种地。
一年又一年，她越等心越凉。
王恒文十几年没有音信，那时公婆也都不在了，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任秀芳提亲。可任秀芳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也要为他守节。
就这样，她靠着娘家接济、村里的帮助，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结了婚成了家。那时，王恒文没有音信已经30多年，她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丈夫已经死了的消息，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王恒文还活着，而且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好几家企业。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跟王恒文联系上，把任秀芳的情况告诉了他。
那个同乡又给村里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以为丈夫肯定会马上回来。可是，丈夫却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不能回来探亲。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
任秀芳虽然理解丈夫，心里还是非常难受，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她托人给丈夫捎了信，说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但是，信儿捎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她知道让丈夫为难了。
直到1988年8月，王恒文与任秀芳才在香港见了面。可惜的是，王恒文台湾的太太也来了，而且寸步不离。相聚的气氛始终是客客气气。
原来，当年王恒文是被国民党军强行带走的。他到台湾后，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的台湾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与他在一个学校。她是将门之家，有权有势，同王恒文的恋爱遭家庭强烈反对。可她特别倔强，竟与家庭决裂，与王恒文过起了苦日子。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同娘家和解，事业上也得到了帮助，过得越来越好。
几次的交谈之后，两个妻子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任秀芳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后，俩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越说越伤心，最后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离开时，王恒文说再过10年一定退休，回祖国老家看看。任秀芳心里特别凄凉，十年后自己76岁，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回家以后，王恒文反倒是经常捎来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任秀芳治病，好好活下去等他回来。这让任秀芳第一次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自己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1999年的1月，王恒文来信说他正式退休了，任秀芳马上给他回信，希望他回来过年，可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直到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任秀芳，说王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任秀芳这才知道，丈夫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7月4日，政府来车送她去机场接王恒文，整整50年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这次王恒文是公务在身，只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傍晚，俩人在海边散步时，王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任秀芳知道，台湾那个家也是丈夫在恒文的牵挂，她从心里希望这两个家能成为一个大家。其实，大家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这种分离还要承受多久？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任秀芳的女儿经常劝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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