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不分家，娱乐是个圈。
富商跟女明星之间，若是不发生点什么，似乎都对不起各自身上具备的资源了，一个有钱，一个有颜。
若说哪个富商的娱乐属性最多，不得不提好利来的老板罗红，因为他当年除了抛弃糟糠之妻，跟江一燕的绯闻传得“灌溉京城瓜田”之外，还是一个不好好做蛋糕生意，偏偏喜欢玩摄影的爱好者。
不过，无论是搞绯闻，还是搞摄影，对于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士来看，似乎都挺业余的，因为迄今为止，几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老子有钱就任性，儿子也尽得父亲真传，玩出了新的高度。
前段时间，罗红的儿子罗昊新恋情被媒体爆料之后，震惊娱乐圈，原来他的新女友正是罗志祥的前任周扬青。
作为“时间管理者”的接盘侠，罗昊比周扬青还小6岁呢！
果然，儿子的“审美观”并不输于他的亲爹罗红。
罗家跟娱乐圈，似乎要牵扯不断，纠缠不休了。
提起罗红，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发迹史了。
1967年出生于四川的罗红，从小家境贫寒，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来的前妻王蓉旻。
罗红上初中的时候，迷上了摄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书也不好好读了，天天琢磨怎么拍照才好看。
结果，高考那一年，成绩单自然不太好看，他落榜了。
17岁的大男生，成天在家晃悠，靠爹妈养着，让邻居看着不得笑话死啊！
罗红不想做啃老族，于是跑到影楼当学徒，一边打工，一边赚钞票，忙得不亦乐乎。
在摄影圈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单反毁三代，摄影毁一生。
罗红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存下了几万块钱，在成都开了一家彩票店，结果因为经营不善，还欠了不少外债。
浪费了时光，还背负了一身的债，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大写的丧子，回到家里，还要面对父母的唠叨。
心情烦闷的罗红，为了逃避父母的责备，他在外面四处闲逛，要么泡游戏厅，要么就去小书店看书。
没想到，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件事居然是真的，因为经常往小书店跑，他跟老板家的女儿王蓉旻看对眼儿了。
人要倒霉喝口水都能噎人，但是若是走了好运气，踩到狗屎都能发家致富。
罗红没能凭借摄影发家，却因为遇到了王蓉旻这个有旺夫体质的女人，从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两个人虽然看对了眼，谈上了恋爱，但是论及婚嫁之事，罗红怂了，因为他不仅囊中羞涩，那些外债还没有还清。
常言道：“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男人，就是耍流氓”当王蓉旻怀疑他的人品时，罗红急了，将真相和盘托出。
王蓉旻一听，这都不是事儿，拿出自己的金银细软，甩到他面前，你现在还有不结婚的理由吗？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事儿！
罗红一看，这姑娘爽快啊！若是不娶她，那不是傻吗？
就这样，两人结婚了，结婚的费用，还是罗红的丈母娘掏的钱。
于是，罗红成了赘婿。
两人婚后，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罗昊和罗成。
结婚之后，对于这个大力支持自己的丈母娘，罗红像对待亲妈一样的照顾有加。
1991年，丈母娘过生日，罗红跑遍了成都，也没有找到一块像样的蛋糕。
也是因为这件事，启发了他的创业灵感，他看过很多摄影照片，他觉得那些外国人做的蛋糕造型好看，用料考究，于是他决定开蛋糕店。
罗红的决定得到了媳妇儿王蓉旻的高度认可，因为她觉得这事儿可比玩相机靠谱多了。
开店选址很重要，罗红的第一家蛋糕店选在了雅安，凭借善于经营的脑瓜以及媳妇儿一家的大力支持，罗红蛋糕店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1992年创业，一直发展到2008年，好利来在全国的门店数量高达600多家，一年可创收10多个亿，罗红也因此被人称之为“蛋糕大王”。
2008年，当蛋糕大王跟绯闻女王在某颁奖典礼相遇之后，他跟糟糠之妻的婚姻关系，没过多久，也很快戛然而止了。
2009年，江一燕取代了徐静蕾，成为好利来的形象代言人，那么，徐静蕾比江一燕的咖位大，为什么她会被取而代之呢？
据江一燕的解释是，她从小就喜欢摄影，因此才跟罗红相识，成为代言人。
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一年，江一燕都对外高调声称，自己有一位圈外男友，但是并没有指名道姓。
那几年，江一燕的绯闻可是接连不断，瓜料不停，连当时活跃在娱乐圈的卓伟都坦言：“江一燕曾主动联系自己，要求去跟拍她的八卦新闻，不过当时他觉得她咖位太小，拒绝了”。
那么，这段绯闻究竟是真是假呢？
原来，2011年的时候，罗太太身怀有孕，也是在那段时间，江一燕跟罗红的绯闻闹得满天飞。
有媒体接二连三地拍到疑似江一燕跟罗红同归住处的画面。
虽然江一燕矢口否认，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按图索骥，找到了不少蛛丝马迹。
据江一燕所说，她跟罗红一样，喜欢拍照。
所以有网友发现，在她代言好利来期间，她的不少摄影作品，跟罗红的拍摄视角几乎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江一燕所用的照相机，上面也刻有好利来的字样，这就更加验证了网友的猜想，很有可能是罗红所赠。
2013年，罗太太刚刚生下三胎之女，罗红就跟她离婚了，这个新闻轰动一时。
那段时间，当媒体再次跟拍江一燕的新闻时，也能看出她满脸春风得意的样子。
连于正都忍不住调侃江一燕。
那一年，于正为新剧《像火花像蝴蝶》期间，曾经在微博上做宣传，江一燕转发了这条微博之后，还自以为很诗意的配文，但是文中的“于麻麻”那个称呼，让于正很不爽，人家明明是男人好吗？
于是于正回应道：“蛋糕店老板娘被扶正了，连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收视率要是好，记得请大家吃蛋糕啊”！
不仅如此，有一次江一燕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定位地点恰好是罗红投资5个亿的摄影馆，这条动态还被罗红的众多员工点赞。
于是传了那么久的江罗恋，真相也浮出水面。
2014年，两人甚至传出领证结婚的消息，但是江一燕一直否认这件事。
既然都被各方验证即将转正的身份了，为啥江一燕一再否认呢？
直到2015年，有媒体拍到罗红在深夜时分，跟一个白衣女子单独会面的画面，赫然发现，该女子并非江一燕。
当媒体就此事问及江一燕，问她对照片有何看法时，江一燕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你们去问罗红啊”！
所以，也有媒体就此事，曾经揶揄过江一燕，看来小三也被小三了啊！
虽然爱情诚可贵，婚姻价更高，但是比起爱好来说，两者皆可抛啊！
直到现在为止，好利来蛋糕店老板娘的位置依旧空悬。
没有了感情和围城的束缚，罗红在摄影之路上越走越远。
从2014年开始，罗红就将好利来的经营权交给两个儿子处理。
从2017年7月份的时候，“好利来对”这块大蛋糕进行了切割，按照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各个地区的蛋糕品牌也各有不同，说白了，就是各个地区都有管事的。
虽然从2019年的时候，罗红卸任了好利来的法人，但是他依旧持有好利来90%的股份。
五官一身轻的罗红，在此之后，彻底放飞自我了。
为了摄影，罗红有多疯狂呢？这么说吧，仅仅非洲那个地方，他就去了50多次，人迹罕至的南极和北极，他也跑了好几次。
所以，与其说他是蛋糕大王，不如说他是摄影狂魔。
但是摄影这项技术，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和勤奋就能拍出好照片的。
这项技术真的需要天赋和极高的审美，据业内人士评价这位半路出家的富豪，无论是从构图上还是拍摄技巧上，也仅仅是停留在业余水平上而已。
据知情人爆料，罗红投资5个亿的摄影馆，每年都要亏损数千万。
抛弃了旺夫体的糟糠之妻，有钱就任性的罗红，不知道还会一意孤行多久呢？
对于外界的各种非议和评价，罗红本人却并不在意，他说不想做一个守财奴，他觉得赚到钱之后就应该去追求理想，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所以，罗红这个人，还真的挺有趣的，在他的心中，从始至终，摄影才是他的真爱，从未改变过。
富商跟女明星之间，若是不发生点什么，似乎都对不起各自身上具备的资源了，一个有钱，一个有颜。
若说哪个富商的娱乐属性最多，不得不提好利来的老板罗红，因为他当年除了抛弃糟糠之妻，跟江一燕的绯闻传得“灌溉京城瓜田”之外，还是一个不好好做蛋糕生意，偏偏喜欢玩摄影的爱好者。
不过，无论是搞绯闻，还是搞摄影，对于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士来看，似乎都挺业余的，因为迄今为止，几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老子有钱就任性，儿子也尽得父亲真传，玩出了新的高度。
前段时间，罗红的儿子罗昊新恋情被媒体爆料之后，震惊娱乐圈，原来他的新女友正是罗志祥的前任周扬青。
作为“时间管理者”的接盘侠，罗昊比周扬青还小6岁呢！
果然，儿子的“审美观”并不输于他的亲爹罗红。
罗家跟娱乐圈，似乎要牵扯不断，纠缠不休了。
提起罗红，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发迹史了。
1967年出生于四川的罗红，从小家境贫寒，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来的前妻王蓉旻。
罗红上初中的时候，迷上了摄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书也不好好读了，天天琢磨怎么拍照才好看。
结果，高考那一年，成绩单自然不太好看，他落榜了。
17岁的大男生，成天在家晃悠，靠爹妈养着，让邻居看着不得笑话死啊！
罗红不想做啃老族，于是跑到影楼当学徒，一边打工，一边赚钞票，忙得不亦乐乎。
在摄影圈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单反毁三代，摄影毁一生。
罗红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存下了几万块钱，在成都开了一家彩票店，结果因为经营不善，还欠了不少外债。
浪费了时光，还背负了一身的债，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大写的丧子，回到家里，还要面对父母的唠叨。
心情烦闷的罗红，为了逃避父母的责备，他在外面四处闲逛，要么泡游戏厅，要么就去小书店看书。
没想到，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件事居然是真的，因为经常往小书店跑，他跟老板家的女儿王蓉旻看对眼儿了。
人要倒霉喝口水都能噎人，但是若是走了好运气，踩到狗屎都能发家致富。
罗红没能凭借摄影发家，却因为遇到了王蓉旻这个有旺夫体质的女人，从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两个人虽然看对了眼，谈上了恋爱，但是论及婚嫁之事，罗红怂了，因为他不仅囊中羞涩，那些外债还没有还清。
常言道：“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男人，就是耍流氓”当王蓉旻怀疑他的人品时，罗红急了，将真相和盘托出。
王蓉旻一听，这都不是事儿，拿出自己的金银细软，甩到他面前，你现在还有不结婚的理由吗？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事儿！
罗红一看，这姑娘爽快啊！若是不娶她，那不是傻吗？
就这样，两人结婚了，结婚的费用，还是罗红的丈母娘掏的钱。
于是，罗红成了赘婿。
两人婚后，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罗昊和罗成。
结婚之后，对于这个大力支持自己的丈母娘，罗红像对待亲妈一样的照顾有加。
1991年，丈母娘过生日，罗红跑遍了成都，也没有找到一块像样的蛋糕。
也是因为这件事，启发了他的创业灵感，他看过很多摄影照片，他觉得那些外国人做的蛋糕造型好看，用料考究，于是他决定开蛋糕店。
罗红的决定得到了媳妇儿王蓉旻的高度认可，因为她觉得这事儿可比玩相机靠谱多了。
开店选址很重要，罗红的第一家蛋糕店选在了雅安，凭借善于经营的脑瓜以及媳妇儿一家的大力支持，罗红蛋糕店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1992年创业，一直发展到2008年，好利来在全国的门店数量高达600多家，一年可创收10多个亿，罗红也因此被人称之为“蛋糕大王”。
2008年，当蛋糕大王跟绯闻女王在某颁奖典礼相遇之后，他跟糟糠之妻的婚姻关系，没过多久，也很快戛然而止了。
2009年，江一燕取代了徐静蕾，成为好利来的形象代言人，那么，徐静蕾比江一燕的咖位大，为什么她会被取而代之呢？
据江一燕的解释是，她从小就喜欢摄影，因此才跟罗红相识，成为代言人。
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一年，江一燕都对外高调声称，自己有一位圈外男友，但是并没有指名道姓。
那几年，江一燕的绯闻可是接连不断，瓜料不停，连当时活跃在娱乐圈的卓伟都坦言：“江一燕曾主动联系自己，要求去跟拍她的八卦新闻，不过当时他觉得她咖位太小，拒绝了”。
那么，这段绯闻究竟是真是假呢？
原来，2011年的时候，罗太太身怀有孕，也是在那段时间，江一燕跟罗红的绯闻闹得满天飞。
有媒体接二连三地拍到疑似江一燕跟罗红同归住处的画面。
虽然江一燕矢口否认，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按图索骥，找到了不少蛛丝马迹。
据江一燕所说，她跟罗红一样，喜欢拍照。
所以有网友发现，在她代言好利来期间，她的不少摄影作品，跟罗红的拍摄视角几乎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江一燕所用的照相机，上面也刻有好利来的字样，这就更加验证了网友的猜想，很有可能是罗红所赠。
2013年，罗太太刚刚生下三胎之女，罗红就跟她离婚了，这个新闻轰动一时。
那段时间，当媒体再次跟拍江一燕的新闻时，也能看出她满脸春风得意的样子。
连于正都忍不住调侃江一燕。
那一年，于正为新剧《像火花像蝴蝶》期间，曾经在微博上做宣传，江一燕转发了这条微博之后，还自以为很诗意的配文，但是文中的“于麻麻”那个称呼，让于正很不爽，人家明明是男人好吗？
于是于正回应道：“蛋糕店老板娘被扶正了，连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收视率要是好，记得请大家吃蛋糕啊”！
不仅如此，有一次江一燕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定位地点恰好是罗红投资5个亿的摄影馆，这条动态还被罗红的众多员工点赞。
于是传了那么久的江罗恋，真相也浮出水面。
2014年，两人甚至传出领证结婚的消息，但是江一燕一直否认这件事。
既然都被各方验证即将转正的身份了，为啥江一燕一再否认呢？
直到2015年，有媒体拍到罗红在深夜时分，跟一个白衣女子单独会面的画面，赫然发现，该女子并非江一燕。
当媒体就此事问及江一燕，问她对照片有何看法时，江一燕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你们去问罗红啊”！
所以，也有媒体就此事，曾经揶揄过江一燕，看来小三也被小三了啊！
虽然爱情诚可贵，婚姻价更高，但是比起爱好来说，两者皆可抛啊！
直到现在为止，好利来蛋糕店老板娘的位置依旧空悬。
没有了感情和围城的束缚，罗红在摄影之路上越走越远。
从2014年开始，罗红就将好利来的经营权交给两个儿子处理。
从2017年7月份的时候，“好利来对”这块大蛋糕进行了切割，按照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各个地区的蛋糕品牌也各有不同，说白了，就是各个地区都有管事的。
虽然从2019年的时候，罗红卸任了好利来的法人，但是他依旧持有好利来90%的股份。
五官一身轻的罗红，在此之后，彻底放飞自我了。
为了摄影，罗红有多疯狂呢？这么说吧，仅仅非洲那个地方，他就去了50多次，人迹罕至的南极和北极，他也跑了好几次。
所以，与其说他是蛋糕大王，不如说他是摄影狂魔。
但是摄影这项技术，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和勤奋就能拍出好照片的。
这项技术真的需要天赋和极高的审美，据业内人士评价这位半路出家的富豪，无论是从构图上还是拍摄技巧上，也仅仅是停留在业余水平上而已。
据知情人爆料，罗红投资5个亿的摄影馆，每年都要亏损数千万。
抛弃了旺夫体的糟糠之妻，有钱就任性的罗红，不知道还会一意孤行多久呢？
对于外界的各种非议和评价，罗红本人却并不在意，他说不想做一个守财奴，他觉得赚到钱之后就应该去追求理想，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所以，罗红这个人，还真的挺有趣的，在他的心中，从始至终，摄影才是他的真爱，从未改变过。
【疫情下的日本劳动力市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xoLqu9
#日本[超话]# #日本疫情# #远程办公# #劳动力市场# #日本贫富差距#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xoLq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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