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吃上了武汉版的长寿面[good]也是武汉人早餐的最爱，热热乎乎，香气扑鼻，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标准名称叫热干面。
这家蔡林记是百年老店，同时也是一家连锁店，遍布武汉各地，同时也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从和面、掸面、烫面、配料、芝麻酱制作，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今天我点的是最传统的热干面，价格5元，再配上酸萝卜丁、豇豆丁，那叫一个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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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0岁老党员的初心与坚守——记工商银行南阳分行离休干部董希荣】#南阳[超话]#院墙斑驳，修修补补，满眼的绿植生机勃勃。这里是工商银行南阳分行离休干部董希荣的家，今年90岁的董希荣已经在这个小院里生活了33年。

“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董希荣满头银发，行走有些不便，热情地招呼着来访者却觉得自己的事迹“不值一提”。但在记者不断走访中，渐渐地了解了她始终忠诚向党、初心不改，用朴实无华的坚守书写出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履职尽责 廉洁奉公

1932年，董希荣出生于南召县，给地主家做过活，讨过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6岁那年董希荣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南召县留山完小当教员，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她的今天，她就是感党恩、跟党走。”老伴胡登高对董希荣最为了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董希荣先后任职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出纳会计、原南阳县槐树湾中心乡党支部书记、原南阳县妇联会委员、原南阳县人委劳动科副科长、原南阳县委审干办公室负责人等不同岗位，也因形势需要在原南阳县棉织厂党支部书记、原南阳县制药厂厂长等岗位工作过。不论在哪个岗位，她都服从安排，始终兢兢业业工作，多次荣获原南阳地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获评南阳地区劳动模范。

不让车接送、不住超标准房间、不吃招待饭。董希荣说，这是她的“三不”原则。1984年，董希荣调入南阳市工行担任出纳科科长，经常要到县里指导、检查工作，她严格要求自己。

“赶到县里到饭点了怎么办？先到街上吃完饭，再去工作。”时任董希荣副手的李刚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认为董希荣一把尺子量到底，对人对己标准一致。当时，董希荣还负责着机关经费审批和车辆修理工作。一次她发现有位同志出差住宿费超出标准4元，当即指出这超出部分不能报销。她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论是行长还是一般同志均能做到一视同仁，不该报销的坚决不批。

廉洁奉公，公道正派，同志们都佩服她、信任她。1989年底单位职工分房，董希荣被推选为机关分房委员会主任。涉及全体职工利益，她尽职尽责，曾连着几个晚上都熬到深夜，拿出了三套方案提供给分房委及党组参考，并拿到群众中进行评议，在很短的时间里圆满完成了分房任务。

离休后，老干科保留了董希荣的用车权，但是她一次也没有用。她说，越是组织上的关照，越要体谅组织。“离休了做不了多少事，不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1992年，董希荣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评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1995年、1998年先后被评为市工商银行系统优秀党员。

艰苦朴素 乐于助人

工作上董希荣严于律己，生活上她乐于助人，是同事和周围邻居眼中的好大姐。

一位同事的儿子已经40岁了，由于身体原因，生活一直没有着落。董希荣知道这个情况后，帮忙多方争取，把孩子安排到市福利院，不仅让他生活有保障，还能通过劳动有一定的收入，解决了同事的愁盼难题。

1995年秋，一位邻居骨折住院，家中诸多事需要有人帮衬，董希荣就主动帮助照料，一直持续几个月。

董希荣一同乡家中贫困，丈夫因病去世，孩子也患有精神病，多次来找董希荣帮忙。董希荣50元、100元、200元地接济帮助，在那个普遍不富裕的年代，她累计给予了1000多元的帮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希荣和老伴经常拿编织袋到批发市场买便宜的土豆、红薯、萝卜、白菜等，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董希荣守好了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传承好了老一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同事周金玉、李淑娟等人眼中，董希荣谦和、热忱，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990年，董希荣当选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心中常想着别人，把群众的问题当自己的，把群众的事情当自己的，把群众的声音反映出去。”董希荣说。

心系教育 持续奉献

1992年，60岁的董希荣做了一个决定，至今已坚持了30个春秋。

董希荣家乡南召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过去有许多山里孩子因家贫无力上学。曾在当地留山镇中心完全学校当过教员的她，在1992年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并捐了1000元，到1998年工资增加以后，捐款也增加到2000元。至今，董希荣已坚持捐助了整整30年。

该校工会主席刘珂刚调到学校就听说了董希荣坚持捐款的事迹。她说：“30年持续不间断，董老的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也激励我们年轻老师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奉献教育事业。”

每有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慈善号召，董希荣和老伴总是带头响应，第一时间参与。每逢大灾大难，她也总是响应号召，上交特殊党费，尽一份党员的义务。

“是党培养了我们，教育引导我们一直往前走，如今我们岁数大了，就想看一看国家的新变化，共享发展的新成果，能贡献点力量就贡献点力量。”董希荣的老伴、同样是离休干部的94岁高龄的胡登高如是说。

阅尽春色人未老，晚节常可见初衷。董希荣淡泊名利，将责任、奉献放在心中，始终保持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无私品格，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党的坚定信仰和忠诚。（全媒体记者 黄星 马赛 通讯员 罗旭阳）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